唐宋文学与西湖魅力

西湖作为一个内陆湖，到东汉才正式形成。唐代初期，一些诗人到过杭州并留下了诗篇，这些诗篇属于广义的西湖诗词。唐代中叶至五代时期，西湖景观基本定型，西湖诗词开始兴起，对提升西湖知名度、促使西湖文化的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存的西湖文学作品中，第一首诗就是宋之问的《灵隐寺》，自宋之问后，先后又有崔颢、綦毋潜、李白、陶翰、严维等十几位诗人以杭州的灵隐寺、天竺寺以及孤山寺为主题写诗，可以看出当时文人对于位于杭州的这几座寺院的看重，也体现了西湖文化中蕴含的佛教文化。早在东晋时期，就有高僧慧理创建灵隐等五寺，揭开了佛教史的第一步。五代吴越国时期，钱氏五王笃信佛教，佛教盛极一时，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唐中期大诗人白居易称杭州“地是佛国土，人非俗交亲”。杭州以寺庙众多，高僧辈出，佛学兴盛，源远流长，成为我国东南部的佛教中心。在西湖文学的唐诗中，我们看到了西湖文化中积淀的佛教文化。

女子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西湖唐诗中，不论是王昌龄的《浣纱女》中“钱塘江畔是谁家，江上女儿全胜花”，还是柳中庸《幽院早春》中“无事含闲梦，多情识异香”写的西湖的代表人物意象苏小小。所反映的缠绵柔美就是西湖的底色，也是西湖水的性格。当然，在唐诗中西湖文化不止有柔和秀丽的一面，也有雄健刚强的一面，张祜《题樟亭》中写道，“树色连秋霭，潮声入夜风”，八月的早秋里，“入夜风”裹挟着潮声，声势可以算得上浩大了。朱庆余《观涛》中，“鲜飙出海鱼龙气，晴雪喷山雷鼓声”，描绘了钱塘江潮汹涌奔腾的壮观景象，气势磅礴。西湖文学的唐诗中，既有柔美的江南气质，又有壮丽的江潮气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西湖的唐诗中，自然离不开西湖的美景，离不开“闲适”这个形容词，不论是在顾况《酬房杭州》中的“荷花十余里，月色攒湖林”，还是施肩吾《春日钱塘杂兴二首》中的“西邻年少问东邻，柳岸花堤几处新”，都写出来西湖景色的清新，这样的景色尤为适合诗人踏青游览甚至是隐居。西湖是文人、士大夫忘情山水、和诗交友、灵感创作的源泉，更是其实现精神自由的理想空间。所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白居易在西子湖畔留下来这么多传世名篇，他对西湖的赞赏，对西湖山水的挚爱之情，表达了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西湖景观里的灵与文化上的逸，吸引着无数文人雅士竞相前往，不愿离开。西湖的唐诗，承载了一种闲适豁达的人生观念。

在宋代，最早最著名写自然界风景的词，是潘阆的十首《酒泉子》又名《忆余杭》，是写杭州西湖的；但是前人还不大注意它在宋词里的地位。

他很自负这十首词，曾经在写给他的朋友茂秀的信里说：“若或水榭高歌，松轩静听，盘泊之意，缥缈之情，亦尽见于兹矣。”后来四川和浙江严州都有它的石刻；传说苏轼也很欣赏它，把它写在翰林院的屏风上；石延年又曾经把它画作图画。这十首词夹杂些朴拙的句子，比不上后来作家的许多西湖词，为什么当时它却得到许多名人的赏识?我想这大概因为晚唐、五代以来文人们以齐、梁宫体作花间曲子词，绮靡软弱的儿女声口，到那时大家读得够腻了，所以初见潘阆这些朴拙峭拔的作品，曾令人耳目一新；并且他所写的内容由闺闱而走出到自然界山水，也是晚唐、五代词所未曾有的；这差同于六朝诗“老庄告退，山水方滋”的情况。

东晋末年，谢灵运在浙江永嘉写了好多山水诗，为诗坛开辟了山水一派。潘阆这十首西湖词，虽然气魄规模比不上谢灵运的诗，但我们对它在宋代词坛上的地位和影响，是该给以应有的重视的。

北宋初期的西湖词，潘阆之后，要数到柳永。柳永《乐章集》里大部分作品的对象是由宫廷而转向都市的，那是宋词一大步的发展(晚唐、宋初的花间派词，虽不全是为宫廷而作，但它的风格大半是学齐、梁“宫体”的)。柳永所写的都市，其主要对象，北方是汴京(开封)，南方是苏州和杭州。

他的名作《望海潮》，就是写杭州的西湖的：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关于这首词，后来的市井传说，有两个故事。一个是《青泥莲花记》所载：柳永和知杭州的孙和是布衣之交，孙的门禁很严，柳永欲见不得，因作这首词请托名妓楚楚，以求通于孙和。据这词的结尾所云，这个传说也许和事实距离不大远。第二个故事出于宋人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说柳永这首词曾经传到金国，南宋初年，金国统治者完颜亮大举伐宋，就因为这首词“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句子，勾起他对杭州的羡慕。当时谢处厚有诗道：“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这个传说原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也可见当时这首词传唱之盛。

这首词写杭州繁盛的人口，豪华的市场，雄壮优美的自然风物，以及人民大众湖山嬉游的情况，比之潘阆的《忆余杭》，内容又丰富多了。

北宋初年，全国的名都大郡如长安、洛阳、金陵、扬州等处，都在惨酷的兵火下面残破了，只有杭州太平无事，又因为有种种政治经济及地理的良好条件，继续发展，从“东南第一州”跃升为全国第一等大都市。它的盛况反映在宋代文学里的，散文以欧阳修的《有美堂记》为最著名，在词，就数柳永这首《望海潮》了。

我们了解柳永这首词的历史背景，知道他所写的并非夸张之辞。他许多都市词为北宋词坛另开一个新境界，而这首《望海潮》是他的都市词里最著名的一首，所以它在西湖文学里有突出的地位，可以说是柳词由宫廷转向都市的代表作之一。

比柳永迟一些来到西湖的有苏轼，他是继白居易之后以文学使西湖得盛名的一位大作家。他前后十年之间，两次服官杭州，北宋词家写西湖词，算以他为最多了。苏词《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一首，下片云：“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这是他元祐六年别杭州时作的。他在这最后一次临别的名作里，留下这几句有关西湖的句子，算是“慰情聊胜无”了。

北宋末年，我国历史上一次斗争惨烈的民族矛盾爆发了。从绍兴八年三月，赵构集团决定定都杭州以后，杭州从一个北宋时代全国第一等的经济都市成为南宋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

那时南方的知识分子大抵都到过这个京城来应试服官，我们翻检南宋一代的词人历史，很少人是不曾逗留过西子湖边的。

当时大大小小豪门贵族不知多少，词人们来往于这些豪门贵家的也不知多少。他们又结为诗社、词社，彼唱此酬，互相切磋琢磨，以美丽旖旎的词笔，写耽柳迷花的生活，为西湖留下许多好句，如：

何处销魂，初三夜月，第四桥春。(罗椅：《柳梢青》)

绕湖烟冷罩波明。画船移玉笙。(翁元龙：《谒金门》)

花深深处，柳阴阴处，一片笙歌。(周密：《少年游》)

看画船尽入西泠，闲却半湖春色。(周密：《曲游春》)

欲知湖上春多少，但看楼头柳浅深。(吴文英：《思嘉客》)

打开宋人词集，这类句子不胜枚举。近年一位外宾来游西湖，很赞美白堤，说：“从昭庆寺走向孤山，一过断桥，便好像进入神话境界!”南宋赵汝茪(霞山)有一首《梦江南》，其下片说：

萧闲处，磨尽少年豪。昨梦醉来骑白鹿，满湖春水段家桥。濯发听吹箫。

这几十个字就写出这神话境界!南宋末年，张矩、周密、陈允平都作了十首《西湖十景》词，算是宋人写西湖风景的最后最集中的词作。

好景不常，南宋政局到了“端平入洛”之师溃败以后，蒙古的军马长驱南下，偏安半壁的小朝廷便亟亟不可终日了。那些长久生活在“销金窝儿”里的统治阶级，这时只有手忙脚乱。

陈人杰的《龟峰词》里，有好几首感慨时事的《沁园春》，如《咏西湖酒楼》的开头说：

南北战争，惟有西湖，长如太平。

《书丰乐楼墅》，下片说：

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恨孤山霜重，梅凋老叶；平堤雨急，柳泣残丝。玉垒腾烟，珠淮飞浪，万里腥风吹鼓鼙。原夫辈，算事今如此，安用毛锥。

《古杭杂记》记四川绵州文及翁登第后游西湖，有人间：“四川有这样风光否?”他作了一首《贺新郎》道：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这首词借西湖来写当时的四种人物：一种是纸醉金迷的贵族官僚，红妆画舫之中，连东晋南渡时新亭堕泪的周顗都没有了，更谈不到中流击楫誓清中原的祖逖；一种是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包括作者自己)，他们有汉代范滂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志向，有殷周时傅说、姜太公的本领，而扼于当权，苦无进身之路；那些当权者们不肯提拔人才，依靠人才，但倚仗“衣带一江”，希望它能拦阻北来的戎马。另一种是逃避现实的文人，在这种局势之下，还寄情花草，自命清高，置国事民生于不顾，学起北宋太平时代咏梅花的林逋来。这四种人可以包括当时的朝野人物，这个偏安残局，作者决其非亡不可了。这首词概括地揭示这个没落时代的社会心理，哀愁中无限愤慨，它在西湖词里是很难得的一首反映现实的作品。

从中唐白居易到南宋末年，有许多有关西湖的词，可以辑为一部专集。在这些作品里，反映了美丽的自然风物，也反映了种种社会现实、社会意识：豪华的都市形态，凄凉的亡国心情，以及复杂的知识分子对政治生活的态度。词描绘了西湖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西湖也给词以丰富的内容和种种发展条件，二者相得益彰。我们倘若在西湖文学里抽掉了宋词，或在宋词里抽掉了有关西湖的许多作品，这在地理和人文上，都将是多么大的减色和损失啊!

在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阶段里，杭州从全国第一等大都市跃升为当时世界第一等大都市，这是西湖最繁盛的一个阶段。在这阶段的晚期，民族矛盾斗争达到激剧的高峰，许多正视现实的和有民族节操的词人，他们以西湖作为文学的历史背景，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作品，加深、提高了西湖词的思想感情，这是全部词史一个光辉灿烂的结局，也是西湖与宋词关系最深切的一个时期。

在文章方面，虽然唐宋时期描写西湖的文章较少，但还是有一定的文化意义的。

在唐代散文中，陶翰的《送惠上人还江东旭》是较早写及西湖内容的，在此篇中，作者以整洁简练的笔法写出了西湖的美丽与温柔，“白云青岫”、“湖水将碧”，西湖景色一向朦胧美好，令人沉醉。初次之外，“贤才翕集，文墨敷芬”，各方才子也在此汇聚，风景的灵气与人的才气合二为一，给西湖的美更添一种文化底蕴，文采斐然。在此之后，描写记载西湖的就是永泰年间李华的文章，李华的从政生涯也是十分波折，关于西湖的文章也大多是在其任杭州思户参军阶段所作。受生活经历影响，这阶段的文章难免会有关于时代巨变的沧桑感，作者已将身世之悲、家国之恨也融入其中。

在后来的中唐时期则是唐代写西湖文章最多的时期，李翱在《来南录》中写到其四月由东都下水路至广州途中经历的杭州景象，在杭州的五天里，他游览的内容十分丰富，感受也尤为独特，不仅有武林之山，也有平湖石桥，在竹道间眺览清风山水，这种风韵沁人心脾醇雅自然。在后来，卢元甫、白居易也各写过一些描写钱塘江景的文章。既有关于观潮的澎湃描写，也有关于记叙百姓与西湖的农业关系的事实。西湖不仅可以作为观赏的对象，与人们的劳作需求也时常密不可分。白居易在后来的《冷泉亭记》中也提到过灵隐寺，以杭州山水甲东南，冷泉之胜甲杭州贯穿全篇，但灵隐之胜并不只在于冷泉，它的山水之妙也令人赞叹，西湖整体都是美丽和谐的，也许有一两处尤为出众，但也盖不了它整体的光芒。

而到了晚唐，只有杜牧的《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在写西湖中比较有意义，表面在写南亭的建造，实际是在说信奉佛教的弊端。这篇文章虚实结合，在写南亭实景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在政治方面的看法，西湖也披上了政治色彩。

宋代写西湖的时间段可分为北宋和南宋，这个时期关于西湖的文章比唐代的多一些，在描写西湖的时候也着重于写其本身的美丽，而少掺杂了一些政治上的因素。例如在智圆所写的《评谢屐》中以细腻的文字描绘了西湖的山水袅娜，使人心情宁静，穿着登山屐一路前行虽有劳累但感觉处处都有新鲜感。除此之外，欧阳修、苏轼等著名文人也都曾写过自己关于西湖的游览体验。在《有美堂记》中，欧阳修描绘了西湖山水的自然安稳，在《启开西湖状》中，苏轼除了描绘美景也表述了西湖在农业、商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到了南宋时期，作家所写的西湖景色更加壮阔豪迈了，如吴儆的《观潮记》，与前人的描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钱塘观潮之景特盛，人山人海，同时也借观潮之事讽刺士风之衰败。

由此可见，无论在哪个时代，在对西湖有所描写的文章中，很少有纯粹的游记，大多都包含着对现实的控诉和黑暗的讽刺，但纯粹的美学描写也并不是不存在，大多数文学家对西湖美景与其重要作用的喜爱和重视还是真诚的。

唐宋文学不论是在诗还是在文的方面都对西湖文化的保留与传承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和历史印记，值得我们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