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李杭育（作家）：
在那个时代，基本上女性还是处在一种弱势地位的。而她的丈夫郁达夫应该说在那个时代也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作家，在那个时代就是个名作家，所以王映霞有很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甚至强烈到我们现在从旁观者看来，有点过分。或者说她的自我意识当中，她是一个新女性。
你要认识王映霞，可以拿王映霞跟郁达夫的前妻孙荃做一个对比。郁达夫的前妻，这个孙荃啊，我给她的定位，她是一个有尊严的受气包。不吭声、受着气，但是她内心是不认同她的命运的。而王映霞根本不做受气包的。
往事终归消逝无终，回忆也并不可靠，谁也没有慧眼可以穿越历史尘埃，看清真相。唯一的事实是：在维系了十二年之后，王映霞和郁达夫协议离婚。
＞＞情景再现同期声：
王映霞离婚启事
郁达夫年来思想行动，浪漫腐化，不堪同居。业已在星洲无条件协议离婚，脱离夫妻关系。儿子三人统归郁君教养。此后生活行动，各不干涉。
这则启事发表于1940年，郁达夫一家正在新加坡避难。此时的中国，正在承受山河飘摇破碎的考验，而王郁二人家庭的破裂，也只是纷纷落絮中的一片而已，但是，这一对才子佳人的瞬间离散，至今依旧让西湖边的人们啼嘘感慨。
离开了王映霞的郁达夫，剩余时光并不长，流落南洋，最后被日军秘密杀害。
离开了郁达夫的王映霞，却将面对一段更为漫长的人生。
迁居重庆后，经人介绍，王映霞嫁给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钟贤道。
1984年，钟贤道辞世。已逾古稀之年的王映被开始回忆梳理自己的往日时光，并结集出版《王映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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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映霞（九十二岁）：
我所要的是一个安安定定的家，而郁达夫是只能做朋友，不能做夫妻的。所以同郁达夫最大的分别就是，我跟他性格不同。
＞＞情景再现同期声：
前一个他，才气横滋，在国内外文坛上享有盛名；后一个他，无名小草，普普通通的一个人。知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如果没有后一个他，相互体贴，共同生活四十年，我的后半生也许仍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这些看似轻描淡写的字句，是王映霞对自己前后两位丈夫的对比和评价，也是一个女人饱经世事之后的轻声叹息。
从苏东坡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开始，西湖就已经是一名女子了。与西湖有关的女子，是这西湖美景中最美丽的部分。伊人在水，她们因才情而为世人所识；伊人已去，西湖边却尽是她们美丽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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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抗抗（作家）：
西湖养育了西湖的女子，但是反过来呢，西湖女子又成为我们西湖文化、西湖历史、西湖人文景观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觉得西湖总是不老的；我们老了，但是西湖依然年轻，西湖好像有一种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能力。
第十集天堂
在今天的西子湖畔，走立着一尊非常特殊的铜像。
说他特殊，是因为西湖边的铜像，几乎都是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先贤，而这一尊，却是一个外国人的形象。他就是数百年前，曾以十分详尽的文字向西方介绍杭州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的名字被译成汉字，是以一个“马”字开头的，因此，在象形文字的审美习惯里，这位曾经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之久的旅行家，就好像永远骑着一匹马。直到今天，他似乎依然在倚鞍纵辔，延续着天涯行脚，直至走进互联网覆盖的世界—今天，在我们的互联网上，关于杭州与西湖的词条，已经多达数千万。
西湖，正是世界的西湖，拥有西湖的杭州，正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堂。
公元13世纪，蒙古族大军的铁骑所向披靡，他们打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面积达三千万平方公里的版图。1271年，忽必烈入主中原，定都北京；1279年，南宋灭亡，尘埃落定。
南宋的都城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1276年，元军兵临城下之际，并没有发动军事进攻，而是屯驻城北三十里的皋亭山，通过使节往来，寻求不动干戈不屠城的方案。最终，临安被和平占领，未遭战火破坏，而这座城市也得以在元代继续发展，日臻繁荣。
13世纪末，一个真实的杭州、一个真实的西湖，第一次以独有的方式，真实地走向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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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学者）：
西湖，杭州西湖，在世界文化当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个不是杭州人自吹，也不是中国人自吹，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一本非常重要的游记，曾经刺激过欧洲的地理发现者，这本游记叫《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意大利人。商人、官员、游客、冒险家、语言天才、说故事的人……你要什么身份，马可·波罗都有。
在他游历中国以前，欧洲人对这个靠马匹和彪悍牧民建立起来的世界最大帝国所知有限，教会宣扬的东方“观念”，不是那里空无人烟，就是说住的都是野兽和妖魔。
马可·波罗却带回了完全不同的版本。
1271年，出身于威尼斯商人家庭的马可·波罗，跟随着父亲和叔父，沿着古丝绸之路，开始了由西方向东方的漫长旅行，据他的自述，“他和大汗忽必烈在一起待了整整十七年，在这期间他不断地执行使命”……最后他辗转回到威尼斯，却在一次海战中被俘。在监狱里，他讲述了在中国与东方各国的所见所闻，由同狱的难友记录成书。这，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
＞＞访谈
余秋雨（学者）：
他在描绘美丽的中国的时候，把很大的篇幅让给杭州，让给西湖。他不是一般的旅行者，因为他的出发地是欧洲的威尼斯，威尼斯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所以当一个威尼斯人说他看到了世界上最华贵最美丽的城市，那个时候欧洲人都会非常激动，都想来寻找。所以像哥伦布这样的寻找新大陆的航船，他的驾驶台边上就放着《马可·波罗游记》。
在这本融合了梦想与现实的书中，列举了数十个中国城市，杭州的篇幅最多，内容丰富多彩，生动有趣。
那么，就让我们聆听一下马可·波罗的描述：“城内有一个美丽、开阔的湖泊……环湖建有许多美丽高大的宫殿，还有许多精美的楼房。湖面上满是小船和贡多拉，每一艘可容纳十到二十个人，因为可以向外看，船上的乐趣比岸上大得多，湖蔓延整个城市，有无数支流和快乐的伴侣……
“她是世界上可见到的最宏伟的城市，那里的赏心乐事是如此之多，以至人到那里仿佛置身天堂一般。”
马可·波罗把杭州称作天堂，这既是对西湖山水风光的礼赞，也是对杭州生活形态的讴歌。不过他在游记里称当时的杭州有一万二千多座桥，这显然略带夸大，但足以说明杭州的确是一座东方水城。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一向就有水城的美誉，而杭州一切与水有关的意象，肯定是深深地触动了这一位西方游子的乡怀。
而《马可·波罗游记》也成了中古欧洲最畅销的著作。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他们的最大疑点就是：在流水账一般详尽的中国文献中，马可·波罗连名字都没出现过。也有人认为，他的家族的确在威尼斯及周边地区经商，但是不会再远了。他只是接触到了一些不同地域的商人、探险家以及旅游指南，这些为他的游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不过，这些意见改变不了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的正统看法，更改变不了《马可·波罗游记》扩大了中世纪欧洲人的地理和心灵视野这一事实。
人们也由此产生过一些奇思妙想：如果马可·波罗看到的，不是强悍的蒙古帝国，而是较早前文弱的宋朝，或是稍迟那个封闭、僵化的明朝，西方是不是不必等到船坚炮利，才来打一场鸦片战争？而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是否也将大大推前？
还是让时光再次回溯到13世纪末，当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来到杭州的时候，街市上的行人，自然会对这位金发碧眼的异邦游子产生好奇之心，但是，对于一些见多识广的杭州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因为自隋唐以来，特别是连接南北的大运河开通之后，一些外国人士，在杭州古城的长街短巷，早就出现过。
然而，就向海外传播杭州的影响而言，这一位来自欧洲水城的马可·波罗，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人物，《马可·波罗游记》的广泛流传，使杭州的形象在世界各地不停地游走，并让人们生发出对于这一座天城的向往。
当马可·波罗回国的归舟驶向茫茫海路，一位又一位异邦人士却借着海上的帆樯，接连不断地踏进了这一座被称作天堂的城市。
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西交往日益频繁。
来到中国的西方人士主要有三种，一是商人，二是使节，三是传教士。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传教士，他们最大的功绩，也许并不在传教方面，而在于他们深入中国的民间生活，并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可以说，他们不仅是汉学研究的先行者，也是倾毕生之力，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人。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西方人一直把学习汉语视为畏途，但是，要想让西方人了解并理解中国文化，却另有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这便是开启山水之门。而杭州，恰恰占据了这种天然的优势。
杭州凝聚了旖旎的江南秀美，涵纳了丰富的文化内蕴，聚合着悠久的历史遗存。举凡中国的哲学思想，举凡浓郁的民俗风习，其实就在这一湖的春光乍泄，就在这一天的秋霖如晦，就在这一堤的柳帘拂翠，就在这一溪的烟水渔庄。
任何一部中西文化交流史，都会提到西湖之水所养育的两位杭州人，一位是李之藻，一位是杨廷筠，因为他们与徐光启一道，被称为明末天主教的三大柱石。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恰恰是和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共同合作，才编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影响中国的重要著作，并推动了天文、历算、地理、测量等等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流传。因为李之藻与杨廷筠都是身有官阶的杭州人，所以，一大批西方的传教士才得以在杭州落了脚。
＞＞访谈
龚缨晏（学者）：
李之藻认为，要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西方其他文明，要以刻苦的精神来学习其他文明，要用开放的精神来利用其他文明，还要用博大的气概来共同构筑一个美好的人类的未来。
这是四百多年前的一个受传统影响及教育出来的杭州人所提倡的精神，这种精神对四百多年以后的杭州来说，还是需要的。
虽然已是年深日久，但杭州城里现存的教堂，依然是当年那一段段往事的见证。在这里，莹洁的烛光，曾经辉映着哥特式建筑的弯顶，曾经辉映着壁画上的神秘而遥远的《圣经》故事。
在长期的居杭生活里，这些西方的传教士，既传播了西方文化，又将他们在这座天堂之城的感受，寄回了遥远的家乡。而与东方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方人，由此便获得了远比马可·波罗的信息更为详尽、更为生动的杭州形象。
天堂，一向有两个含义，一是指信仰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永远获得幸福的地方，一是指优美、安宁与愉悦的生活环境。无论怎么看，这号称天堂的杭州，上述的含义已经是浑然一体。西方人的蓝眼睛有深有浅，然而，杭州灵山秀水的天堂之美，在他们的眼里，却是殊为一致的。
“不惮驱驰万里程，云游浙省到杭城；携经万卷因何事，只为传扬天主名。”一般人都不会料到，这样一首七言绝句的作者，竟是活动于明代中后期的一位远道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他的中文名字，叫做罗明坚。
罗明坚刚刚来到中国的时候，对于深奥的中文一无所知，但是他通过最原始的看图识字的交流方式，经过数年的艰苦学习，不但翻译了许多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他的汉诗水平与柳体风格的书法，也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1589年9月，罗明坚回到了欧洲。
为了让人们更为准确地认识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驱驰万里”的罗明坚绘制了一部《中国地图集》。据考证，这部共有二十八幅地图和三十七页说明文字的作品，是欧洲人编绘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而罗明坚所熟悉的广东、浙江等地的形制，在地图上表现得尤为详尽。在浙江省地图中就有杭州城，其周围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城镇。也许，罗明坚是想借此来表达一个欧洲人对杭州的印象：人口众多，繁荣富庶。
不过，中国第一次出现于世界地图中，却早于罗明坚。富有意味的是，就在这张名为《飞马亚洲》的地图上，在整个中国的面积里，却只是标明了一个名叫“行在”的地方。“行在”，便是中国的杭州，也是大家早已熟知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反复提到的名字。
地图，显示地表自然和社会现象，它也可以被看做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成果，不同时期的地图，展示了人类文明一步又一步的进程。
马可·波罗的众多后继者，在地图的点线上留下了往日游踪。
而在一条条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旅途上，无数的西方游子，都曾经把杭州当做旅行的终点，因为这里，既是丝绸之府，又是天堂所在。
讲到西方人士所绘制的关于中国的地图，便不能不讲到另一位中文名字叫做卫匡国的传教士，卫匡国不仅在杭州生活多年，而且他编成的《中国新图集》，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三百五十多年后的一个春日，这本泛黄的大书静静地躺在杭州西湖博物馆的展厅里，其中数十张影印地图则被放大后挂上了墙。
＞＞现场讲解
在这张地图上面，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杭州，这儿就足杭州了。那旁边可以看到一个只盆的点，据锐这可能就是我们杭州的西湖。
《中国新图集》中有中国总图一幅，分省地图十五幅，除文字说明以外，还有各个主要城市的经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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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刚峰（副教授）：
在《中国新图集》的扉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小天使在上面。他们在地球仪上丈量着，然后绘制地图。这个扉页上有一扇非常巨大的门，门上面画着卫匡国的《中国新图集》，一个巨人把这个门打开。
当时刚好是在欧洲对整个新世界的发现以及商业贸易带有非常大的兴趣的时候，这部地图集在欧洲被航海家和商人们使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
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这本图册的印刷制作也十分精美，它既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也是欧洲人关于中国的地理著作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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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松（学者）：
我们知道在卫匡国之前，杭州被世界第一次了解，从马可·波罗开始。到了卫匡国那个时代，他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卫匡国他是认真地学过中文的，而且在杭州待了那么长的时间，他走访了中国的很多地区，跟中国的士大夫、官员及其他各界人士都有比较深的交往。所以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深度和广度都是同以前的传教士、旅行者不能相比的。
卫匡国这个来自地中海之滨的传教士，在明末清初的杭州先后共生活了六年。六年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他的影响却是相当大的。一方面，他作为亲历者回到欧洲，向人们介绍了正在改朝换代的中国以及杭州；另一方面，他在杭州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包括他开始修建的教堂，他的许多中文著作。
1661年的夏天，卫匡国最终长眠在了这座天堂之城。杭州城西的大方井，便是卫匡国与他后来的十七位同道的安息之地。
当无数欧洲人通过地图、书籍对杭州西湖作精神之旅的时候，一些英国人却获得了杭州实地游览的机会，而且，他们不是一般的英国人，而是英国国王派出的正式的外交使团，这就是马戛尔尼使团。
这个使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出使大清帝国，他们离开北京后，沿着大运河南下，到达了杭州。使团的秘书兼副使斯当东在其纪行中这样写道：
“杭州是一个连接中国南北各省的大商业中心，城内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货栈……”
当然，他们也游历了西湖，并特别提到了当时的雷峰塔：
“它建筑在突入湖面的一个险峭半岛的边沿，它的下面四层仍然屹立在那里，上面的几层都倾塌了。在它朽烂的飞檐上还看得出规则的双道曲线，上面生满了小树、绿苔和野草……”
这样的荒凉景象似乎在隐隐地告诉那些英国人，这个处于鼎盛时期的王朝正在开始走向没落。终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炸破了大清王朝紧闭的国门。在屈辱中，杭州被迫向世界开放，大量西方人来到西湖之滨。
1876年，一个美国人出生在杭州天水桥的这条名叫耶稣堂弄的巷子里，他的父母，都是来自美国的传教士。这个美国人在杭州度过了美好的童年时光，儿时的那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杭州话，是他终生难忘的又一种乡音。
他就是司徒雷登。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1年，清朝灭亡。1949年，国民党结束了在大陆的统治，新中国成立。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美国人的身影，他的英文名字是John Leighton Stuart，中文名字就叫司徒雷登。
1912年元旦，当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司徒雷登是唯一在场的外国人。1919年，他任燕京大学校长，被誉为“燕大之父”。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北京被日本人监禁了三年多。
1946年，他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都有交往。1949年8月2日，当蒋介石政权垮台、新中国就要 宣告成立的时候，司徒雷登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和万般的遗憾，悄悄地离开了他生活了五十年的地方。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发表了他的名文《别了，司徒雷登》，宣告了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政权政策的彻底失败，同时向世界宣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与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有人这样写道：“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历史的波涛汹涌澎湃，个人的力量显得那么微不足道，而司徒雷登，这位杭州出生的美国人，尽管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历经了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忘记杭州。
年迈的司徒雷登在撰写回忆录时，美丽的杭州一次次地涌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深情地写道：“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塘潮’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最著名的题材。”当我们读到这位耄耋老人在美国东海岸遥想杭州时所写的文字时，不禁想到了八百多年前另一位中国老者的诗句：“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神奇的杭州，竟然能够在人的心灵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如此地令人难以忘怀，无论他是今人还是古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这位常常自称是“杭州人”的美国人在华盛顿去世，但历史在前进。1972年，司徒雷登去世后的第十年，全世界又把焦点投向了杭州。
另一位美国朋友，来到了杭州的土地上，这便是美国总统尼克松。
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这在当时，是一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中断多年的两国邦交再次握手，中美关系，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在这一全世界关注的历史事件中，美丽的西湖，承担了重大的国家事务。中国的总理陪同美国的总统游览着西湖的山水，看起来是十分地轻松愉快，但是，恰恰就在这些镜头的背后，产生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中美联合公报》。
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杭州成了世界观察中国的窗口，也成了中国通向世界的桥梁。
＞＞访谈
蔡天新（诗人）：
尼克松访华是我上小学的时候，因为他的飞机是波音707，太大，在杭州览桥机场降不下来，临时把附近两个人民公社的土地拿来扩建了跑道，才让那个大型的飞机降下来。当时，时于在乡村小学读书的我来说，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幻想这个杭州是怎么回事，飞机有多大。对于乡村的孩子来说，杭州就真的是天堂。
尼克松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杭州依然是充满了美好的感觉：“杭州是环绕着大湖和花园建筑起来的。过去的皇帝把杭州当做避暑的地方，它当时就以中国最美丽的城市著称。我知道毛喜欢在杭州度假，住在一座由精美的古代宫殿改建的政府宾馆里。虽然我们去杭州的时候不是游览季节，天气阴沉，但还是容易看出毛为什么被这座城市所吸引……后来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在杭州的逗留是这次旅行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
尼克松述说杭州与西湖的轻松而愉快的笔调，与当年的马可·波罗对于天城的描写，竟有着惊人的相似。
＞＞访谈
张抗抗（作家）：
西湖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桥，其实把我们千年的文化历史都记载下来了，这就是跟其他很多很多湖都不同的地方。正因为她小巧，她精致，因为她的和谐，吸引了很多人走近西湖。就是那些历史学家、旅游者，还有文学家，包括一部分政治家，因为西湖吸引他们，他们到了西湖，留下来，然后又发生了新的故事。这种层层叠登的历史积淀，是西湖优于其他任何湖泊的地方。
由于错过了游览西湖的最佳季节，尼克松没有看到湖中盛开的荷花，不能不说有些遗憾，因为这些盛开的荷花，乃是西湖的一种标志。
花开花落，当西湖荷花再度开放的时候，这一种花中异品，已经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它不仅代表着西湖的内蕴，更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品质。
＞＞访谈
蔡天新（诗人）：
因为我有很多机会出游，要是碰到一些外国朋友来过中国，特别是来过杭州的话，那他对杭州的赞美，就像马可·波罗当初的赞美一样。这样的话又重新激发我来看这个城市。的确，她有让你百看不厌的那种感觉。因为在美丽之中她也有些抽象的东西，她的美丽不是一眼就能穷尽的。
我大概写过五六首关于西湖的诗，我就挑一首，题目是《在水边》：
黄昏来临
犹如十万只寒鸦
在湖上翻飞
而气温下降
到附近的山头
像西沉的落日消失在灌木丛中
我独自低吟浅唱在水边
用舌头轻拍水面溅击浪花
直到星星出现
在歌词中
潸然泪下
这已经不是马可·波罗牵着他的马匹寻找驿站的时代，也已经不是罗明坚为了学习中文而看图识字的时代，当然更不是司徒雷登黯然离去的时代。
今天，漫步杭州，你随时可以看到五大洲的朋友，在每一个景点，在每一条街巷，在每一个清晨，在每一天傍晚。他们在和幸福的杭州人一起，分享着杭州的幸福。在外来文化不断融入的今天，西湖那经过千古岁月所形成的本色，显现出了更为突出的特性，就像龙井的春茶，只有在溶解中才更能散发出西湖的淳美。
＞＞访谈
余秋雨（学者）：
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叫做诗化的生态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我觉得没有一个地方比西湖更雄辫的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由西湖提出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就是永恒的当代宣言，这个宣言的制造者是好多老百姓，那么起草者里面有大诗人白居易和苏东坡，这个宣言曾经把马可·波罗也激动了。所以在我看来是一个世界性的宣言，不仅仅是中国意义上的宣言了。每次面对西湖，如果能从这种人类学的高度、生态学的高度和世界的眼光来看的话，那么西湖的文化地位还要更高地提升。
“山外青山楼外楼”，宋代诗人林升的诗句，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了更为悠远的景深。置身西湖，极目远眺，我们看到了绵绵五洲的山外之山，茫茫四海的楼外之楼。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对于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是一种传闻；对于已经到过这里的人，则是一种总结。另外，我们还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每个人都是天使，只是丢失了翅膀，回不了天堂。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不管有没有翅膀，只要你的双脚踏进这一片湖山胜境，那么，你，便己经来到了天堂。(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