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集电视纪录片《西湖》解说词（全文一）
作者：繁华落尽现真淳
西湖不是纯自然的美景。
她不像黄山、九寨沟，西湖是千百年来人类治理疏浚、依势造景的山水之湖泊；她不像漓江、张家界，西湖是千百年来人们感怀世事、寄托情绪的精神之湖泊。因此说，西湖的美是天造人设的，《西湖》纪录片亦复如此。
许多第一次来到西湖的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西湖之于中国人，太熟识了。
因为熟识，后来便不大有人愿意说西湖，也不是完全没有，而是怎么也说不好西湖。近代以来，西湖没有足以背诵的文，没有足以传唱的歌，没有足以传世的画，当然也没有足以把玩的影像作品。
影像作品，有出息的影像作品，是挑战观众的视觉经验，你得给人以陌生的东西。西湖，人们还陌生吗？当我们离开西湖的景致，蜷缩在看不见风景的房间，把西湖这盘千年长度的磁带，往回倒的时候，我们发现，西湖，其实人们还是陌生的，陌生正是在于人们的熟识：“熟视无睹”。
西湖是沧海桑田。从海水浸蚀的瀉湖，到可灌溉之湖，鱼虾之湖，饮用之湖，直至审美之湖。是经过几千年的自然造化和巧夺天工。远的不考，拜苏东坡之大名，我们都知道苏堤。其实还有与其比肩的杨公堤、稍逊风骚的赵公堤、早己隐入十万人家的白公堤……仅苏东坡治下的那次疏浚，就动用了二十万民工。
西湖是“户盈罗绮”。南宋在偏安的同时，却也创造了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明。南宋后期，临安加上流动人口，约有一百四十万。城内店铺林立，买卖昼夜不绝。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大城市伦敦，人口不过三万四千。难怪元初马可·波罗惊叹杭州是“天堂之城”。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说：“两宋时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汉学家贾克·谢和耐说：“13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这个“现代化”还包括精神文明的程度，因此，阿诺尔德·约瑟·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西湖是东南佛国。弘一法师《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说：“杭州这个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除了庙宇林立、高僧大德云集之外，更重要的是，佛家义理通过日常生活渗入杭州人的饮食起居，一年一度，历时三个月的声势浩大的“香市”便是足证。不仅东南大地，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皆“认祖归宗”。道家在西湖有著名的“葛洪炼丹处”等十多处道观。马可·波罗之后，传教士们先后来到杭州，于是杭州有了基督教堂、天主教堂二十多座。伊斯兰教在杭州也有相当的传播，建有约五座清真寺。
西湖是唐诗宋词。许多人初来乍到却似曾相识，是因为他们早就熟悉了文学的西湖：宋之问“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白居易“江南忆，最忆是杭州”；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柳永“东南形胜，三吴都会”。文传千古的还有：李清照、林和靖、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陈亮、姜夔、梅尧臣、范成大、朱熹、岳飞、文天祥、吴文英……元明清时的马可·波罗、于谦、袁宏道、张岱、袁枚、郑板桥、康有为、陈曾寿……近当代的名人孙中山、张静江、蒋介石、司徒雷登、鲁迅、周作人、戴望舒、郁达夫、李叔同、夏衍、毛泽东、周恩来……
西湖是“勾栏瓦舍”。中国的戏曲艺术作为一种成熟的艺术样式，肇始于南宋时期的杭州，戏和文自此合璧，南方人谓之“戏文”。汤显祖、关汉卿、李笠翁、洪异等都在西湖这个舞台上有过充分的表演。中国有四大民间故事，其中两个故事的发生地传说在西湖：《白蛇传》和《梁祝》。《白蛇传》被中国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所演绎，《梁祝》更借以西湖的音乐——越剧而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誉满世界。西湖还有《红梅记》（李慧娘）和《杨乃武与小白菜》，这都成了戏。
西湖是“壮怀激烈”。西湖不乏秀美，西湖也有壮美，悲壮之美。旷日持久的宋金、宋元战争中，产生了一代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宗泽、刘铸、吴价、吴磷、岳飞、辛弃疾、陆游、韩世忠、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除了“忠骨岳坟”，西湖还有安葬了后来的民族英雄于谦、张苍水，世称“西湖三杰”。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鉴湖女侠秋瑾“面对故国湖山，埋骨西泠”。徐锡麟墓、章太炎墓、陶成章墓、浙军攻克南京阵亡将士墓、史量才墓、蒋百里墓……您还觉得西湖仅仅是秀美吗？
中国两千年的文明演进，我们都可以在西湖这个舞台上，找到她的发端、发祥和发展。这或许是许多惊艳西湖的人们被《西湖》惊艳的缘故，也是我们创作团队最初的奢望。
第一集 西湖云水
我们的祖先，曾经在传统医药的站位上，来划分我们的文化版图。黄河流域，是针灸文化圈，长江流域，是本草文化圈，江南一带，则是汤药文化圈。这种汤药文化圈的概括，真是挖到了江南文化的最为本质的特征，它与“针灸”“本草”不同的是，“汤药”的“汤”字盖指液体，二两个读作“商”音的“汤”字便可以用来形容横无际涯的水势，因此这汤药文化圈的说法，是直截了当地扑向了水的主题。
一代代前人，有的以风水谈玄，有的为《水经》做注，已经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关于水的文化遗产。不过，在今天我们再去追溯西湖的来历，已经不必求索于《周易》问诸于阴阳了。
这是侏罗纪末期至白垩纪时期的西湖地区，此时这个地方正处在强烈的火山喷发期，炙热的岩浆不停地从岩缝中喷涌而出，就这样，岩浆不停地流淌着，燃烧着，终于有一天，外流的大量岩浆造成了地壳的塌陷，于是火山口成了洼地，而这洼地便成了以后西湖的基础。
余秋雨：西湖是一个浅浅的海湾，是海水，后来由于潮汐带来的泥沙和长江带来的泥沙，使它和大海的通路封住了，它就变成了内湖。
接下来的沧海桑田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只是这片洼地的轮回，却从没有因为岁月的缘由，而停下它的脚步，直到一万两千年前后，海潮的出没使它变成了澙湖，后来，海水终于退去，于是一个被后人称作西湖的胡泊，便出现在了东南大地。
余秋雨：西湖有一个奇迹般的问号，也就是说它怎么会这样美丽，它为什么变成奇迹呢？就是它不是天造地设的美景，它不是黄山，它不是张家界，它不是长白山天池，这些都是天造地设的美景，西湖不是。
曾仕强：第一个，西湖的水一年比一年清澈。西湖的面积一年比一年加大，这怎么可能，这根本不可能人家只有缩小啦。
余秋雨：但是请注意这样的一个内湖，显而易见，它一定是年年蒸发天天蒸发，那么杂草丛生，然后会越来越变成一个盐碱地，然后什么也不是。到如果西湖变成一个盐碱地的时候，周围的生态也就完全变化了，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湖文明、杭州文明根本就不存在了，一个荒凉的海滩而已。那么比较早的时候，这一带的人就想保护住已经开始出现的内湖生态。
2002年，浙江的考古工作者在仅与西湖有一江之隔的萧山，发现了已有8000年历史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它比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还要提早1000年，在跨湖桥文化遗址中，有一件十分重要的文物，这便是这件同样经历了8000年岁月的独木舟。可以说这一次被称作当时的全国十大考古成果之一的重大发现，是对中国水文化的最为形象的注解，8000年以前所打造的船只虽然搁浅，但是随着沧海桑田的变迁，先民们所生活过的东南大地，却留下了无尽的连天水网。
网，是岁月的脉络，船，是泽畔的图腾。
古老的《诗经》是先民的歌唱，站在水边的先民们，曾经这样唱到，“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这个“杭”字，与代表水上行舟的“航”字，原本就是一个字，但是当舟船文化随着海潮的退落渐渐远去，文明却在大地上扎下了深根，于是便有了杭州的出现，出现在水的家乡。
余秋雨：那么特别是在公元7世纪的前期，隋炀帝挖运河的时候把杭州作为一个运河的终点，那个时候大家就认真来对待了，就是努力地希望能够用堤坝把湖和海隔开来。其实这件事情很早就做了，钱塘，就是当时的一个堤坝，把它隔开来。接下来呢，就是一定要用运河的水来冲这个水，让它变淡，越来越淡，然后再把这个已经淡了的湖呢，做了6个井，通向人口聚居的杭州，作为6井。
在所有表达乡情的词汇里，有一个人们常常会用的到的成语“离乡背井”。井，并不仅是生活的符号，而且是家乡的象征。李白的名句“床前明月光”中的“床”字，其实并不是“床榻”的“床”，而是“井床”的“床”，他是看见了洒满井床的月光，才写下了那首家传户颂的怀乡之作。不过，杭州人对于井的情感，还来自于一种更为特殊的缘由。正因为杭州的出现是缘于海潮的起落，所以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这座城市的饮用之水都带着海潮的咸苦，因此城中居民对生活用水的依赖，便唯有储满淡水的西湖，可是全城的居民如果都去西湖取水，其间是怎样的奔波劳苦，可想而知。直到唐代宗时期李泌来任杭州刺史，这道苦涩的难题才得到了解决。不过这李泌却又是离乡背井，因为他的家乡是在那一片遥远的八百里秦川。按照史料的记载，李泌的做法是“开凿六井”，然而，这六口水井说是水井，实际上却是水池，池中的水道又径与西湖相通。自六井开凿以后，西湖之水才在真正意义上注入杭州古城，滋润了千家万户。正因为这六井依然存在的缘故，今天当我们扒着井栏向井中探头而望的时候，便一眼望见了唐朝。但是，我们望见的却不仅是李泌的恩泽，而且还望见了另一位杭州刺史的功德，这真是上善若水呀。
（公元822年）白居易来到杭州做刺史，距离李泌开凿六井已经四十年，由于这时的西湖还没有得到根本治理，所以每逢旱天，西湖便变得很浅，而且一逢雨季，湖水又溢满全城。
余秋雨：在9世纪的20年代，来了一个第一流的诗人叫白居易。白居易来到杭州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有问题的西湖，你想，西湖从原始的开掘一直到隋炀帝的时候经过一点整治，但是整治的力量也是不够的。白居易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西湖呢？就是杂草雍噻，水量越来越少，周边的土地有待于它来灌溉，海水不能灌溉只能用淡水灌溉，但是它本身已经很少的水了。白居易面对这个西湖的时候，他是行政长官，他必须有所作为。
为了整治西湖，白居易便主持了一项为时三年的水利工程，并在自西湖北岸到武林门一带，修造了一道长长的堤坝，这道堤坝经过古城的变迁，早已隐入了“参差十万人家”而不复存在，但是杭州的历史却永远不会忘记它，这道理非常的简单，杭州，已经是西湖的化身。断桥所在的这道白堤原本叫做白沙堤，自打被称作白堤之后，它便具有了人赋品格，一个“白”字，既是一种巧合，又是一种忆念，杭州的百姓曾在这里迎接过流浪于仕途的江州司马，却又希望这位理水的诗人不要“抛得杭州”，而在美丽的白堤之上作千载勾留。
余秋雨：白居易这个大诗人，他把自己最辉煌的年月执行在这个水利工程师所要做的事情上，让杭州的人忘记了他是一个诗人，更忘记了他是中国第一流的诗人。我说他故意把诗藏在石块间，藏在水草丛中，故意的。不过他如果真的在那写很多诗的话，后代杭州的诗人就不敢写诗了，因为他太伟大啦。所以在这个里边，文本文化和民众的生态文化产生了很明显的比较，白居易选择的是民众的生态文化。
当西湖的垂柳飘去了唐诗的雪絮，水畔的枝条就开出了宋词的杏花，开着开着，就开成了那一行优美的佳句“花退残红青杏小”。
苏东坡第二次久住西湖，是在出任杭州太守的那三年时间里，不过苏东坡初来任上便遇上了大旱之年，遇到了河床袒露，遇到了井水干涸，然而到了第二年，杭州乃至整个江南地带却又是洪涝成灾。于是一项浚治运河浚治六井浚治西湖的水利工程便在这位诗人太守的任内铺开了浩大的场面。20万众民工的汗水从骄阳似火的盛夏一直洒到了阴霾冷冽的寒冬。据《杭州府志》记载，浚治西湖的时候，由于苏东坡的决意二维与百般筹措，工程进展尚称顺利。但是剩下的唯一困扰，就是这满湖的淤泥杂草无处安置。
这，恰恰又为西湖美景中十分独到的苏堤的出现不仅安置了悬念而且埋下了伏笔。西湖的淤泥杂草最终被派上了最佳的用场。世间许多所谓的弃物，最终的去向往往如此。“非是不堪为器用，都因良将未留心。”
余秋雨：用一个比喻来说，我说他曾经吧西湖比成是西子变成一个美女，面对这个美女已经病入膏肓的时候，他不愿意做诗人，他愿意做一个真正男人来治理她，苏东坡当时就做了一个真正的治理美人的男人。治理的怎么样？治理得好不好？治理得很好。很好的标准就是，由于他治理的杭州已经有可能成为国都，所以南宋就把它变成了国都。南宋成为国都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当然和军事形势有关。但这军事形势当中，我要选择它，一定它是美丽的繁华的，这跟苏东坡的治理有直接关系。
苏堤的出现不但让南来北往的车马行人不再环湖绕远，而且为空阔的水面平添了一道贯通两岸的六桥风光。可以说苏堤的形成，在整个西湖风光的演变中乃是一次创造性的完善。苏东坡的创造力在无数的文化前贤中，可谓拔山扛鼎，但是凡属于东坡创造却又能独具心裁，她创造了紫砂中的东坡堤梁，创造了美食中的无上妙品，更创造了宋词中大江东去式的豪放之风。如果说那些创造都还属于生活与艺术的创造，那么这一道充满诗情画意的苏堤，便是他所创造的政绩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对于同一题材的描写，能够让所有后人全部落入重复的陷阱，同样是一种创造。正由于这种缘故，他那首仅仅28个字的晴雨之歌，才会成为永久流传的西湖绝唱。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感谢先民们把这一片水网密集的地方为一代代后人们选作了安身立命之所，因为这里西通水系，东濒沧海，南枕钱江，北贯长河。而我们的西湖之水，恰好位于一个水的交叉点，让经济源流一体，让文化四通八达。
水，又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钱”字与“泉”字本就是互相通用的。西湖，最先也曾叫作钱塘湖，既寓本地的水泉之多，又寓杭州的经济富庶。经济学家曾经断言，世界上经济发达的地方都在江河的下游。因此，若用今天的话说是占尽了区位的优势，杭州才有了“钱塘自古繁华”之说。不过，秦代的“大泉五十”，虽然直接表明了它的币值，但是在许多人看来，它在艺术上的优美程度却远逊于有着瘦金书字样的“崇宁通宝”之类的宋钱。其中的缘由是它在最初铸造的时候，便融进了艺术的基因。这掌心的铜钱虽然只是一枚，可它却有着一个王朝的经历，当初成于北地最后流落南方。
“铁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这一联非常经典的词句，以鲜明的形象勾画出了东方美学中豪放与婉约的最为主要的特征。而“杏花春雨”一词，本身就挟带者湿湿漉漉的水的意蕴。可以说水，作为世间一种十分独特的物体，在其千变万化的形态中，从来就具备着从好放到婉约的全部特点。豪放时，它可以风生水起，狂澜万丈；婉约时，它又可以风定无波，静水平流。而我们的西湖之水，更多的时候则属于后者，代表着婉约主体呈现出温和的风貌。
许江：西湖塑造了中国城市的山水观念，这个观念超越了我们一般所说的“园林”。它把真山真水聚拢在一起，它把风月和丽日邀约在一起，和一城的人共度春夏秋冬。
西晋末年，中原崩乱，北方的大量流民开始一路向南迁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史称永嘉丧乱。祝贺词南迁的人口大约有九十万，其中就包括了一大批士族阶层，像产生过一代书圣王羲之的王氏家族，产生过山水诗人谢灵运的谢氏家族，即刘禹锡的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所指的王谢二家便是其中的代表。这种家族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将自己的艺术灵性与江南的青山丽水相融合，再次为江南文化的空灵秀美铺上了一层浓浓的底色。但是当莽荡的烽烟再起，历史的旧剧又不得不再次上演。公元1127年，徽钦二宗被金兵俘获，眼看着金兵就要兵临城下，北北宋君臣们便匆匆卷起了曾经在《清明上河图》展现过的繁华旧梦，慌不择路的开始了千里流亡。自此，宋氏南迁的长长队伍，便沿着历史的纪年走过了北宋与南宋的分野。
田涛：举朝南迁，举国都南迁，把这样的一个南迁，我们从表面上看来他把政治中心从黄河流域黄河之滨的河南省的开封一下子迁到了钱塘江畔去了。临安，临安这个词汇，顾名思义，临安临安者，临时安顿而已，实际上他心里所想的还是有朝一日要光复当时的大宋江山，即所谓的王师北定中原之日。遗憾的是他这种期盼始终没有得到实现。不过当政治中心从北方黄河流域南迁之后，和政治中心一起跨过长江的却有当时源自于黄河流域的各种文明。
对于艺术的迷醉以致痴心不改，赵宋天子们实在是历史上的典型。宋室南迁之后，恢复了设置皇家画院的传统。一些供职于皇家画院的画家也一改北宋时期的画家们所擅长描写的北地山水的面目。山水是宋代画家最为擅长的题材，而画家们终日面对着西湖的山光水色便自然成了她们描摹的对象。按照北宋的传统，画家笔下的山水都要有一个富有诗意的题名，而这些题名通常又要求文字简洁一语中的并让人过目不忘。因此，在马远等人的画卷上，便出现了“南屏晚钟”“雷峰夕照”“双峰插云”与“苏堤春晓”这样的排列整齐的点题之句。这便是“西湖十景”的由来。由于西湖十景的名字起得十分恰切，终于越叫越响，最后叫成了最具文采的独家景点，并让天下所有的人们都记住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与山水实景高度融合的优秀范例。
在这里，用“水墨丹青”作为中国绘画的又一称谓，似乎更为富于东方色彩。色彩，因水而渗透，笔墨，因水而润泽。有了水的十分神奇的功用，人们的那些奇思妙想才得以在这一片深青浅黛的湖山胜处电翠飞花，并表达出了以灵秀为宗的关于水的主题。
花港观鱼的“港”是水，柳浪闻莺的“浪”是水，平湖秋月的“湖”也是水，三潭印月的“潭”，自然还是水。水，漾泳着晨雾夕阳涵纳着云影天光；水，涌动时有光芒之美，这光芒竟然是千形百态；水，平静时有倒影之美，这倒影竟让人浮想联翩。缓缓驶去，那是苏小小乘坐的油壁香车；翩翩而至，那是李慧娘眼中的美哉少年。几道疏帘绿柳堆烟，那是西湖佳话仍然在断桥之侧搬演游湖借伞；一把破扇遮风避雨，那是绝代风僧要回到净慈古寺参加蒲团打坐。西湖之水把东方的画卷浓涂重抹，让千年的岁月情醉湖山；西湖之美把独家的美妙推向极点，让所有的模仿不敢抄袭。
王旭烽：我觉得西湖的精神应该是“雅”，就是中国文化里的那种文人的精神，非常典型的文人精神。因为中国文化精神层面还是很多的，它有平民百姓的，也有商贾的也有侠客的，当然也有像于谦，他也是杭州人，他是高官了。西湖很重要的就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士大夫的精神，尤其是更加偏重于文化艺术这一面。因为中国文化人学了文化以后是要考官的，之后就变成了士大夫。但是西湖的精神更偏重于文化艺术没有附属于政治的那种纯粹的审美的精神。
明代崇祯年间出自浙江东阳的进士张国维曾在一部水利全书式的著述中说道：为政一方，说先要考虑江河之害，不能治水，便不能治政，不能治政，便不能治国。其实这一关于治水的观点是来自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管子曾说：善为国者，必先除害，五害之属水为大。事实上，一切有所作为的官吏，对于治水的问题都总是魂牵梦绕，就像白居易，就像苏东坡。
余秋雨：西湖是一个人造的美景，是人为了自然生态自我奋斗的结果。这美景有两种，一个就是它天造地设鬼斧神工，让人们享受让人们糟蹋；另外一种像西湖，它本来没有美景，不是美景，它很可能成为很丑陋的地方，但是就靠人类的，它和自然的一种对话，一种艰难的对话，一代代的延续下来，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到现在为止都让我们很兴奋的一个话题。在马可波罗时代，当外国人都睁开眼睛要惊叹的这么一个美景。所以我觉得西湖这个奇迹是非常能够符合当代有关人和自然对话的这么一个中心课题。
2000年开始的宏大的西湖西进工程，不仅拓展了西湖的面积，而且更是焕发了西湖的美丽。但是热爱西湖的人们，面对这一片葱翠的湖山并没有忘记它从远古走向今天的无尽沧桑。它从形成澙湖到人工浚治的重大变迁，以及它在从实用功能转化为审美功能的长期过程中所凝聚的代代辛劳。世间的许多事物都是这样，当它们的实用功能一旦走到极致，便往往会与审美功能欣然而遇。这，已经为众多的文化遗产所证明。正因为它们与西湖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当我们站在西湖水畔的高峰，去了望万里江山的时候，我们便看到了连通南北的京杭运河，看到了横亘大漠的丝绸之路，看到了两千年前的地下军阵，看到了绵延北国的万里长城。
西湖，湖水虽浅却深不可测；西湖，面积不大，却云水无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精彩，高雅如西湖的诗词，通俗如断桥的传说，以及雅俗共赏的林林总总，正是自西湖云水而来。
此时，当我们飞行，在掠过长堤的时候，在掠过三岛的时候，在掠过名重东南的六和塔的时候，在掠过水网纠结的西溪湿地的时候，我们又完全可以说，只要西湖不干，便是活的遗产。
西湖十景： 苏堤春晓——平湖秋月 曲院风荷——断桥残雪 柳岸闻莺——花港观鱼 双峰插云——三潭印月 雷峰夕照——南屏晚钟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宋/苏轼)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第二集 临安的记忆
为了展现西湖历史并弥补影像的缺失，情景再现的创作手法，也在西湖中多处运用。再现的场景一共拍摄了数十场，但仔细算下来还是以南宋的情景为多。是的，对于西湖而言，南宋的内容尤其是临安的内容，是无法绕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南宋的人物，南宋的民俗乃至南宋的饮食，其实都是关于临安的记忆。
公元1127年5月，康王赵构登基，改号建炎史称南宋。同年十月金人大举入侵，南宋王朝形势危急。高宗赵构否定了“权都建康，渐图恢复”的建议，踏上了漫漫南逃之路。先渡过长江后经镇江再经苏州，一路逃往杭州。在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人们总是想起了西溪，可以说当时的高宗赵构连自己都不知道，究竟应该在哪里立足，即便是到了杭州，最初的打算也只是暂时歇脚而已。然而，当他第一眼看到西溪时，便立刻被这里的美景迷住了，并说出了那句“西溪且留下”。自此南宋王朝便留在了杭州，并将杭州升为临安府。临安，最初的含义只是高宗皇帝在昭告天下，我们是临时在这儿定都的，因此又被称为“行在”。当然“临安”一词还有别的意味，那就是收复失地“北定中原”，然而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这一歇便永远的歇了下来。就就如同那一句北定中原的誓言，喊着喊着便融化在了这一片江南烟雨当中。
是西溪让高宗留了下来，但南宋的皇城却没有建在西溪。这座凤凰山上的石碑已经非常斑驳，“忠实”二字传说是宋高宗赵构的亲笔。这里便是当年皇城的遗址之一。当年皇城的范围其实是相当阔大的，南至苕帚湾西至凤凰山，东至中河北至万松岭，都属于皇家的大内。从中国传统的风水上说，凤凰山肯定要比留下更胜一筹。其西南为秦望山、玉皇山，西北为八盘岭、万松岭，钱塘江则环绕在凤凰山的东南方。这里不仅是隋朝府治唐代州治的所在地，而且当年的钱鏐也曾经在此修建王宫。南宋的皇帝看中这里，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当年凤凰山麓的龙楼凤阁，今天自然早就不见了，但是如果是认真寻觅皇城的旧踪，人们就会发现，这里依然存在着昔日的皇家格局，仅这片当年开拓的八卦田，便是十分独特的临安的记忆。八卦田是南宋年间开辟的以供皇家耕种的“籍田”。它共有八丘田地种着八种庄稼，八丘组合形同八卦。皇家耕种自然只取象征之意。我们所说的是一片土地尚且这样讲究，至于皇宫的精致可想而知。
（2003年年底至2004年8月，发掘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挖掘地址位于上城区严官巷附近）
久居杭州的傅伯星先生，数十年研究南宋与杭州的地方史志，并长期专注南宋皇城绘制了大量的专题图稿。这一张张图稿中的皇城建筑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临安是南宋王朝偏安一隅的缩图，与汉唐的长安无法相比，但这个“苟安”的王朝却也存在了152年。宋王朝长大319年，是中国古代历史很长的王朝。历史有时会给一个地方一种千载难逢的机会。当年吴越王纳土归宋，不会想到大宋王朝会把临安作为临时的都城。而作为当时的杭州人来说，也不会想到杭州会成为南宋的国都。而一旦作了都城，那就是中国的中心了。
田涛：北宋南迁在历史上形成了南北两宋这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南宋继承了北方的政治、文化、经济传统的同时，也接受了大量源于中原地区的民族的习惯，和他们所有的包括饮食、服装所有的一切生活，和他们紧密相关的那些文化艺术一起传播到了南方。后来又经过元朝直至明清时期，他为中国明清两朝的大一统的江山奠定了基础。
因为南宋定都临安的缘故，杭州从此发生了格局上的重大变化，不仅杭州的城市规模得到发展，而且带着皇家色彩的北方风俗也融入了杭州，成为了杭州的一种“老底子”。南宋定都以后，杭州的人口逐渐增加，包括属县在内一度达到了100万人。这使得“了临安”已经不是临时安顿的地方了，作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它早已取代了开封的地位。如果说傅伯星先生的图稿表现的只是皇城，那么西湖边上的这幅特别的地图展现的便是整个杭城。它的依据虽然来自明清，但是钟毓龙先生在《说杭州》里说，杭州的路名称坊称巷当自南宋始，这些坊巷于宋时命名者约百分之四十。一个城市是否繁华，只要看它的市井风情就知道了。正因如此，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才把众多的人物众多的情节安排在北宋市井的长巷里。杭州的不少地方用的都是城门的名字，如武林门、涌金门、艮山门等等。看到清明上河图里面的城门，我们不由得联想到了古代的杭州。连接着城门与城门的便是坊巷便是市井。由于同为宋代，南宋的临安市井当与汴河两岸有着相似的风貌。描述古代杭州的市井有一首杭州歌谣十分精彩。武林门外鱼担儿，坝子门外丝篮儿，凤山门外跑马儿，清泰门外盐担儿，望江门外菜担儿，候潮门外酒坛儿，清波门外柴担儿，涌金门外划船儿，钱塘门外香篮儿，庆春门外粪担儿。这也是另一种活灵活现的清明上河图。
南宋的历史有时很奇怪。北方在连年作战，南方竟歌舞升平。临安，临安。临安竟也能安居乐业。钱塘人吴自牧在记载南宋灭亡后追忆钱塘盛事的《梦梁录》中将南宋临安的一年十二个月，从正月一直到除夜一一列出。在这些记录中，南宋的临安人似乎天天都在过节。至于到了元宵这样的节日那更是热闹非凡，因为闹元宵的习俗在南宋是非常盛行的。从初一到十五，只有过了元宵才算过了新年有些节日直至今天还仍然为杭州所重视。现在我国的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已经被确认为国家法定假日，应当说这是对数千年文化的一种十分珍重的姿态。对于繁荣的都市来说，它生活的优裕还往往体现在日常的饮食之中。而中国人的饮食方式正是在两宋时期才出现了完备的形态。吴自牧在《梦梁录》中说，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由东京南迁的店铺到达临安之后依旧是大显身手，最为有名的还是钱塘门外宋嫂的鱼羹。在周密的《武林旧事》里有着这样的记载：某日高宗赵构登舟游湖来至钱塘门外，时有卖鱼羹人对高宗自称东京人氏随驾到此。高宗特宣上船，念其年老，赐金十文。银钱一百文、绢十匹，仍令后苑供应泛索。这个故事关键不在宋嫂的手艺，而在高宗的心理。宋嫂自称东京人氏，是随高宗一起来到这个临时安顿的地方。这自然勾起了高宗的心事，所以这里奖励的不止是松嫂的手艺，而且还有故国之思。
王旭烽：它本身就是在国破家亡的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诞生出来的一道名菜，她本身就是从北宋的时候逃亡过来的，北宋流亡的一个子民，这样一个姓宋的宋嫂。她到了江南到了西湖边，在断桥边上卖这样一种鱼羹。因为她是从北方过来的，所以这样一种鱼羹，它里面有酱油，有醋，它比较浓，它不像我们江南的菜比较淡，它本身是比较浓的，所以赵构皇帝喝了这道汤以后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宋嫂鱼羹，那个时代给他烙下了乡愁的概念。但是呢，一千年过去了，几百年过去了，渐渐地宋嫂鱼羹当年的这个历史背景慢慢地被人模糊了。但是它是我们杭州的味道，它是我们中国的味道。
（1995年5月至12月第一次发掘南宋太庙遗址，1997年年底至1998年2月第二次发掘南宋太庙遗址，挖掘地址位于上城区太庙巷附近）
除了传说中的宋嫂鱼羹，临安城里那道著名的美味——东坡肉，也在香气四溢。北宋时期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宋哲宗元佑四年，苏东坡下令疏浚西湖，使西湖出现了新的面貌。参与疏浚西湖的百姓们早就听说这位太守最喜欢吃猪肉，为了感谢苏东坡，于是到了过年的时候，就抬着猪肉和酒来给他拜年。苏东坡是一位很懂饮食艺术的人，于是他便指点家人将肉块烹饪得红酥酥的，然后又回赠给疏浚西湖的百姓，这便是东坡肉的由来。在苏东坡活着的时候，杭州的百姓就为他建起了生祠，甚至用苏堤的名字来纪念他为杭州所做的贡献。但是没有哪一种记忆，能和东坡肉的记忆相媲美。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宋嫂鱼羹，杭州的一些其他食品也都和当年的临安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杭州有一种糕点因糕点上有“定胜”二字而称为定胜糕。传说这是杭州的百姓为了鼓舞岳家军出征的将士而特制的。公元1141年，岳家军果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连克金兵占领的许昌、郑州、洛阳等地，在前方作战的岳飞竟被高宗一十二道金牌招回，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于大理寺，其子岳云、部将张宪也同时遇害。百姓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就又把一种糕点叫做油炸桧儿，期望通过这种象征性的方式把秦桧油炸了。如果说北方人大多崇奉的是关帝庙，那么南方人更多地崇奉的是岳王庙。一个“帝”字一个“王”字道尽了百姓对他们的尊崇。关帝全凭一个“义”字，岳飞全凭一个“忠”字。从小读过《说岳》的人，精忠报国，不仅是岳母刺在岳飞背上的字，而是刺在了全天下男儿的心里。如今岳庙已经是杭州的著名景点。来到岳庙的游人正是怀着当年杭州百姓一样的心情在这里寻访着临安的记忆。
说过杭州的美食，现在该说到杭州的茶了。这些南宋的绘画便展现着关于饮茶的临安的记忆。这是一幅南宋的《茗园赌市图》，刻画了宋代街头茶市，画中的茶贩有的正在注水点茶，有的正在提壶举杯，形象非常生动。这是一幅《撵茶图》，系宋代宫廷画家刘松年所作。如果说《茗园赌市图》表现的是平民生活，那么这幅作品表现的则是贵族官宦之家品茶的场面。在这里我们几乎看到了从磨茶、烹茶再到点茶的全过程。杭州人喝茶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早在宋代就已经盛行着饮茶的风气，每年新茶上市都有试新的说法。除此之外，在士大夫文人休闲的活动里，还流行一种斗茶、分茶的游戏。宋代的茶馆更是讲究，吴自牧的《梦梁录》称宋代的临安茶肆是插四时之花挂名人字画装点店面。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月添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或缩脾饮暑药之属。可见临安的茶肆里，一年四季都是一派兴隆的景象。明清时代杭州茶馆的特点则是饮茶与戏曲曲艺相结合，可以在喝茶的同时欣赏到表演。清末明国初年，由于杭州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茶馆又演变为各行各业聚会或是洽谈生意的地方，也还有一些手工艺者特地来茶馆找雇主。不过有人将龙井茶上溯到宋代的小龙茶却是一种误传。西湖的龙井茶应该始于明代，因为当时这里最有名的不是龙井茶，而是龙井寺。直至到了清代，准确的说是到了乾隆二十七年，乾隆皇帝题写龙井八景并在龙井御封了十八棵茶树。龙井茶才真正有了名气。杭州茶馆的真正繁盛还要数最近的二三十年间。现在每有闲暇约朋邀友去中意的茶馆喝茶，已经是杭州的风气。这喝茶的地方若是在西湖一带的茶馆，面对窗外的湖山则更能体会杭州的美好西湖的美妙。
（2001年5月至9月，发掘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挖掘地址位于上城区清波街附近）
在日常的文案工作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个词，宋体字或仿宋体。宋体或仿宋的含义自然都和宋代有关，也和杭州有关。有了毕昇发明的活字，宋代的印刷业才有了长足的发展，而毕昇就是杭州人。沈括《梦溪笔谈》记载了活字印刷的工艺流程，印书时在一块铁板上敷以松脂，再在铁板上放一铁框，把活字排在框内就可以用来印书了。两宋时期印刷业得到长足的发展，书坊刻书遍布全国，而杭州的书坊最为集中最为有名，世称武林书肆。南宋定都之后，杭州的书坊更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一时有“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之说。
田涛：历史上杭州有很多个名字，比如也曾经叫过武林，后来在中国的图书出版业中呢，就把这个称之为武林书肆。我们看看这里有什么样的必要条件。这一带都是我国著名的毛竹的产地，竹子是当时最好的造纸材料，洁白如玉而且非常笔挺。而新安江有一种特殊的木头叫梓木，这个木头又是雕版印刷最好的物料，不崩不裂，润而不发，吃墨上水，可以称之为雕版印刷上乘材料，所谓的临安印刷风行一时，成了直至今日在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精品，直至后人难以超越。
印刷术的发展对于宋代的文化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在400年后的欧洲直至1439年才在德国的古登堡发明了用金属做的活字印刷。在这些用传统方式印制的书籍上，我们想到了两宋时代那些坊刻的上品。所谓的宋版书大都是善本孤本，往往就是著名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宋代刻书业的兴盛是有多种原因的，其中包括皇家的重视。宋徽宗对文化的崇尚已经有口皆碑，他的瘦金体连初学书法的人也一认便知，其后的高宗赵构虽经南渡却依旧延续了对于文化的痴迷。杭州碑林里今天还完好保存的碑刻中，赵构所书写的《四书》《五经》便能体现他极深的造诣。临安刻书的盛行助长了读书的风气。据记载两宋时期的书院总共397所，百分之八十则建于南宋。除了书院之外，还涌现出了大量的官办的学校和民间的私塾。而在南宋临安的里巷中，到处都可以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这朗朗的读书声也许是用杭州官话来读的。确实杭州话是一种官话，离开杭州城区便是完全不同的语言了。当年临安城内人人以能说官话为荣，流传下来，杭州官话就成了吴语区内的语言孤岛，宋室南渡的活的明证。
（1998年5月至12月，第一次发掘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第二次发掘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
宋代的青瓷达到了中国陶瓷史上的最高峰，所谓“炉火纯青”指的就是青瓷达到的境界。这些晶莹剔透的器物就是来自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官窑的杰作。官窑是由官府直接营造的，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但都是专制宫廷用瓷，所以这些釉面温润色泽典雅的官窑瓷器，表现了宋代帝王特有的审美情趣。
沈芯屿：作为南宋官窑来讲的话它时间早，然后器物都是很有特点。当时古文献像《博古要论》，有一些古文献记载的就是说它是紫口铁足。实际上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它最大的特点还是多次上釉，它追求的色彩就是纯净，清一色的都是青瓷，没有其他混杂的花花的颜色。
北宋官窑在靖康战火中毁灭了，宋室南渡以后在临安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南宋营造的官窑共有两处，一是修内司官窑，亦称内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说修内司官窑的地点在杭州凤凰山下，但确切的窑址至今尚未发现。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郊坛是皇帝每年春天郊祀神农的地方，在这里设窑，烧出来的瓷器就具有礼器的意味。
沈芯屿：我们出现这么多的礼器它并不一定都用于祭祀，作为祭祀它只能有一套，那是很神圣的。它不可能成天烧了毁毁了再烧。它有很多东西都转为平常的一种，士大夫把这些东西都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作为陈设。宋代文人有一种非常高贵的审美意境，在青瓷上面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956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乌龟山发掘了南宋官窑窑址，发现了龙窑和许多瓷片。1985年临安城考古队在乌龟山清理出一座龙窑和作坊遗址，又出土大批珍贵的实物标本。1998年5月和1999年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万松岭附近的老虎洞窑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出土了大量可以修复的官窑瓷器。许多专家认定，老虎洞窑址就是当年的修内司官窑。不但陈列于南宋官窑博物馆的这些不朽之作，真是有着道不出的精美，即便是那些官窑的残片，也有着说不尽的奥妙。因为它们既凝结着宋代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凝结着临安的记忆。
（2000年至2001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挖掘地址位于上城区荷花池头附近）
西湖边上有一座名叫“楼外楼”的酒楼，由于它背靠孤山面对三岛，每天都吸引着大量的游人。但是更多的游人来到这里，还是要想起宋代诗人林升的诗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诗句虽然也赞美了西湖的美景，但他的用意却是讥讽当年南渡的人们只把临安当做了偏安一隅之地。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常常耐人寻味，南宋王朝的确是偏安一隅，但临安却因为当时的定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繁华局面，这已是无需争议的事实。这些临安街巷的绘画对照现在的杭州地图，让我们看到了杭州城池、杭州街巷的沿革与变化。
面对傅伯星先生所绘制的南宋街景，面对为了拍摄西湖而再现的临安街景，我们想到了杭州的河坊街，尽管这条已经成为旅游景点的街道属于仿古的性质，但是人们仍然相信除去现代的内容，前人所写的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情景于今天河坊街的繁华，当是十分一致的。
拥有西湖的杭州，不管历史多么悠久，临安时代总是时时让人回望的一个点，因此我们面前的景象，便是关于临安的活的记忆。
第三集 西湖旧影
旧日的影像是昨天的记忆，未必完整，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收集然后拼贴。
2008年9月8日，中国杭州郊外距离西湖10公里。
1929年6月6日，首届西湖博览会开幕，4架飞机飞临西湖上空助兴。2008年9月8日由浙江广电集团组织西湖历史上第一次高清航拍正式开始。1929年6月6日，一架名为“金马号”的飞机上有一位乘客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下了一张西湖全景照。这是人类第一次全景俯瞰西湖。有文字记录的西湖两千年，有绘画记录的西湖一千年，有影像记录的西湖也就一百多年。
从今天的角度说，一个城市有它的等高线。过去的杭州还没有那么多的高层建筑，但要看清杭州还是要到高处。
高处
李杭育：杭州话说“城隍山上看火烧”，这句老话中包含着杭州这个城市的一个结构特征，城隍山是杭州一个制高点，老杭州的制高点，在这个城隍山上可以对杭州一览无遗。
当年的城隍山是杭州城的消防瞭望塔，从城隍山俯瞰杭州和西湖，便可以看出杭州这座城市原来的基本形态，所以最初的摄影者都选择了在这个制高点拍摄杭州，拍摄西湖，现存最早的西湖照片就是在城隍山上拍下的。
韩一飞：我现在最早的一张照片呢，应该说是1865年左右的，整个照片看不到一个人，那么相对来说是比较萧条的那时候，所以说从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
从最早的照片来看，西湖和杭州都是萧索荒凉的。原因在于清末战祸不断。1860年至1864年，杭州成为太平天国的重要战场，西湖水面曾经展开过万人水战。这场灾难之后，杭州城的人口从81万减少到7万人，西湖一带木结构的古建筑几乎破坏殆尽，第一批西湖旧影记录下的就是那个岁月的印记。
韩一飞：西湖老照片不管是从质量上还是艺术形态上来讲都是一流的，这也可以从世界范围来说，因为从民国的时候就在讲，西湖是世界第一风景、第一名胜，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最早的摄影，到杭州来摄影的应该是一批探险家这个类型的摄影师拍的，外国的肯定是外国的。完了以后呢再下来一批是传教士，这一批基本上是最早期的西湖摄影。民国开始我们有自己的照相馆，每个照相馆拍的角度基本上也差不多。相对来说当时拍西湖基本上都是西湖十景，基本上是固定的。
西湖十景•雷峰塔
人们对西湖的了解最早可能是从西湖十景开始的，西湖的老照片大多也是这十景的照片。雷峰塔正是西湖旧日影像中最多变的一面，如今的雷峰夕照这四个字，已经多次更改了它的本意。在有关西湖的影像里，雷峰塔的身姿几次发生改变，甚至消失。公元975年，五代吴越国初建雷峰塔，塔高7层，南宋遭火灾改为5层，明嘉靖年间倭寇入侵杭州纵火焚塔，留下残塔，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了。据称，五代的吴越王在雷锋塔内埋藏了八万四千卷“陀罗尼”经，民间传说这经文有辟邪祈子的作用，杭州以及周边的人们以得到这样的佛经为荣。乱世来临，盗挖事件不断，终于将这座古塔挖塌。听说雷峰塔倒掉的消息，杭州的市民更是蜂拥而至，争抢塔砖，于是，在次日的杭州和上海的报纸上就出现了这样一张照片。也正是看了这样一张照片，远在北京的鲁迅写下了《论雷锋塔的倒掉》，虽然他的笔锋并不是朝向杭州市民的，但是面对废墟之上哄抢塔砖的照片，杭州人有理由感到羞耻和愤怒。曾经最令杭州人自豪的“雷峰夕照”，在1924年的九月之后成了杭州人悲欣交集的集体记忆。2002年10月25日，雷峰塔重建。
2008年年末，《西湖》摄制组经过多番努力，搜集到了一批与西湖相关最早的纪录影片资料，其中包括这一段珍贵的影片。从这个男子还留着长辫子的形象来看，它至少拍摄于清代晚期，尽管他闯入镜头后又突然转身离去，却已被历史定格成了西湖的另类风景。其实这个人是无意进入镜头的，但是当他想退出镜头时，他已经成了西湖旧影的一个组成部分。
风景•风景中的人
可能是因为风景照片的原因吧，我们在阅读西湖老照片和老影像资料时，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人在照片中始终是缺失的。可能传统的文人和艺术家都认为，人如果站在风景中会破坏风景之美吧。
沈弘：外国人拍中国的老照片在中国的摄影史上应该占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外国人跟踪过人拍照片的角度不一样，他们看事物的角度不一样。有些东西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认为太普通了，不入他们的法眼，根本就不会想到去拍，但是外国人看了非常新奇，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拍下来了。
（西湖唐云艺术馆）这是一次名为《西湖旧影》的摄影展，作为西湖边常有的展览之一，这次摄影展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兴趣。然而在这里展出的照片却是西湖边的杭州人所从未见过的。不久以前这些照片刚从大洋彼岸运送到中国，这些照片的摄影这是一个名叫费佩德的美国人，在清末的西湖摄影史上费佩德的名字曾经中外闻名。
沈弘：那时候我还在北大，因为当时北大图书馆请我去帮他们整理那些外国人写中国的一些西文善本书，然后就看到了大量的外国人拍中国的老照片。因为我是杭州人，所以我对杭州的老照片就特别敏感，然后我就发现有很多有关杭州的老照片是一个叫费佩德的这个外国人拍的，然后我就开始对他感兴趣，开始调查他的背景，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之江大学的校长，而且他的父亲费启鸿也是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是《教无杂质》的一个主编。遮这样的话呢我就开始有一时地收集费佩德的老照片。
（美国马里兰州）塞沃：他（费佩德）出生在中国但是在美国念的大学，在美国结婚后在1898年来到了杭州
从1905年开始，费佩德在杭州生活了近40年，他的住所被浙江巡抚安置在西湖附近一所三层小楼内，这几乎是当年杭州城里的最高层住宅了。费佩德推开自家的窗户就可以看见西湖。
塞沃：他（费佩德）为了筹集资金在杭州办学，专门应教会的要求回了趟美国向他们解释在杭州的工作情况。当他回到美国教会听取了他的陈述之后，他们对他的办学计划是否可行还持有怀疑态度，她们不确定是否值得教会去赞助，所以他一年后从纽约回到杭州的时候特地带了台相机，他开始在中国拍摄各地的风土人情。
后来费佩德的女儿珍妮特降生在西湖边，这个金发碧眼的异乡女子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注定要成为一个西子姑娘。
塞沃：我妈妈因为出生在杭州，所以她也会说一些杭州话，事实上我妈妈几乎是出生在船上的，当时我外祖母一家人在一艘船上，幸运的是他们及时下船去了医院，所以我妈妈是在中国长大的，说中文的时间远远多于说英文的时间。
沈弘：费佩德在他女儿很小的时候就把她送到西冷印社去学画、学书法，所以他女儿后来成了一个也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女画家。他女儿跟宋美龄是好朋友，宋美龄在美国用英语曾经写过一本有关中国的书，然后她专门请他的女儿珍妮特给她画插图，然后她的自传里边有两张插图就是他女儿年轻时候的画，这个画内容呢也是直接跟西湖有关的，其中一张画呢主题是苏小小，还有一张画呢是王安石跟苏东坡。
费佩德和女儿已经离世，他们的故居早已被拆。
在去世前的美国岁月中，珍妮特还经常会讲起杭州话，虽然家中已经没有人能听懂了。
消失的风景
还有一些景致或许我们是永远不可能再见到了，像著名的白云庵、月下老人祠、秋社等，我们只能从老照片和前人的记述中读到了。在那个流血和风月并行爱情和革命共进的时代里，多少轰轰烈烈多少可歌可泣都与这些景致有关。杭州人后来之所以要塑陈英士的塑像就是跟陈英士在白云庵的革命活动有关的。浙江湖州籍的陈英士是同盟会主要骨干之一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曾多次到杭州策动杭州起义，即当时光复杭州城的战役。辛亥革命后曾任沪军都督。民国二年袁世凯阴谋称帝，陈英士奋起讨袁，失败后追随孙中山先生远赴日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又在上海组织反袁武装暴动，1916年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于上海。从民国到抗日战争，多少壮怀激烈的仁人志士就是以白云庵为密谋和隐身之所，直到被日本侵略军烧毁。但是历史是烧不掉的，历史的记忆又是通过光影留传了下去。在那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年代里，这一个秋社的画面自然是跟女侠秋瑾有关系了。正是有了这样一批西湖边的革命志士，西湖便也多了一些侠气。无边的风月就和革命的潮流紧紧的结合在一起。
李杭育：西湖的俗化真是一日千里，我每回去总添一度伤心，雷锋也羞跑了，断桥折成了汽车桥，哈德在湖心造房子，某家大少爷的汽油船在三尺的柔波里兴风作浪。工厂的烟替代了出岫的霞，大世界以及什么舞台的锣鼓充当了湖上的啼莺，连楼外楼都变了面目，地址不曾移动，但翻造了三层楼，带屋顶的洋式门面，新漆亮光光的刺眼，在湖中就望见楼上的电扇的疾旋。这是徐志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对西湖一些这种很时尚的变化的一种讽刺和批评。
“摩登时代”
徐志摩写下这些话的时候，西湖确实正处在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变化中。辛亥革命之后杭州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用后来人的语言，那是一轮“城市现代化建设”。上百座西式的楼房和亭子在西湖边建起，在湖边出现了娱乐城，西洋电影和中国戏文在里边同声高唱，上世纪20年代的西湖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喧哗景象。生活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喜欢用“摩登时代”这个词来形容这段时间。于是清丽的西子也开始卸去古典妆容迎接这个“摩登时代”。沪杭铁路、沪杭公路的通车让更多的外乡人品尝到了楼外楼的美食，与雷峰塔隔湖相望长达千年的保俶塔也被灌入了混凝土，全国的富商名流开始在西湖边寻找合适盖房的地皮，西湖和时代一起发生变化，就算是满腹牢骚的徐志摩还是应该感谢时代发展带来的变化，否则他就没有机会陪同自己的文学偶像到此游览了。1924年，现代交通的便利促成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西湖之行，徐志摩担当翻译，陪在边上的还有林徽因。
船家女，《船家女》
拍摄于1935年的电影《船家女》中可看出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西湖边真实的社会情况。一百分钟长度的电影《船家女》，湖上风景和湖滨的景观占了大约六分之一的长度，在中国电影史上这不是第一部以西湖为背景的电影，但却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最为详尽的一部西湖风光故事片。《船家女》讲述的是上个世纪初西湖船家女子的悲剧故事，但是西湖的故事却并不总是这样的残忍。同样在那个年代，船家女在西湖上的邂逅也会截然不同。
康静谷（康有为最小的女儿）：那时候我的娘是住在岳坟的栖霞岭，栖霞岭呢她们的房子不是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娘是很年轻的，她19岁的时候呢康有为已经在杭州了，从日本到杭州回来了。那么他回到杭州之后呢，就是看中了丁家山造了一个康庄。
1919年暮春，61岁的康有为在西湖泛舟，此时距离戊戌变法失败已经20多个年头，劫后余生的南海先生在这一片湖光山色中看见了这位名叫阿彩的女子，而吸引康有为视线的却是阿彩的一双脚。在那个风行裹脚的年代里，出身农家的阿彩有着一双不受约束的大脚。
康静谷：康有为就看中了她，这姑娘是好的，为什么要看中了她，因为他需要这种人，他要解放裹脚的时候。
1919年盛夏，康有为到西湖边的栖霞岭下的阿彩家求亲。
康静谷：康有为自己亲自登门了，那个时候梁启超也一起去了。
维新失败的康有为念着“惟新是图”的晚年计划，用西湖边的这一方小院对抗多年政治生涯带来的“历久生厌”。1921年康庄完工，南海先生拥着他19岁的小妻子开始了别样的生活。康有为亲自教这个一字不认的少女读书，在康有为的推动下西湖边栖霞岭一带的女子纷纷放弃了裹脚的陋习，也算是领了风气之先。作为康有为的第六位夫人，“阿彩”有了自己的名字，张光，取自明漪。1927年，70岁的康有为在青岛去世，康庄在抗日战争中被毁，年仅30岁的张光因康有为留存的字画被窃伤心而逝。
1919年，中国第一部风光片《西湖风景》由商务印书馆影戏部摄制完成。1937年8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被炸，1919年版《西湖风景》毁于战火。
西湖风景
孙健三：《西湖风景》它不是故事片，它是纪录片。
民国时期的著名摄影师，由中国教育之父之称的孙明经曾经拍过一部名叫《西湖风景》的纪录片。这部现存的最早关于西湖的无声影片诞生于非常时期，但是九一八事变刚刚发生，虽然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寇的威胁让西子湖也不再平静。
孙健三：中国的知识分子当时人人都要说的一句话就是救亡，救亡就要唤醒民众，可是那个时候中国的老百姓绝大部分是文盲，你出书，你出报纸，你写文章，没有用。那么这个时候，蔡元培让他的弟子郭有守起草一个《国难时期教育方案》。这个《国难时期教育方案》里边就提出来了要促进电影教育。电影你不需要认字你就可以看，文盲看电影，电影上有什么他都看得懂。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那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呢就和这个金陵大学联合成立了一个教育电影摄制推广委员会，我爸爸呢，他们就让我爸爸做了副主任，做了摄制部主任。1932年，蔡元培先生组织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并出任第一届主席。1935年，蔡元培聘请当时只有24岁的孙明经为该协会的唯一一名摄影师，同一年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成立。1936年，孙明经完成了这部《西湖风景》的拍摄。
孙健三：1935年中国和日本签了一个协议叫作《何梅协定》，《何梅协定》规定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可以说写印唱“抗日”两字。电影可以，我可以不说话，我可以唤醒民众。我们祖国这么可爱，日本人来抢我们祖国的土地。不需要讲“抗日”两字，老百姓就会看得见。当时制定了五条首款其中就有中华民族光荣的传统。你在这个电影里看到了陈英士，这是个革命传统。中华民族有抗击外寇的传统。它都是没有说我们要救亡，没有说要抗日，当时日本人正在抢占我们土地屠戮我们同胞，老百姓马上就，我们要效仿先贤有抗击外寇这样一种精神。
（12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首届西湖博览会木桥毁于日寇战火，西湖著名景点花港观鱼，日军抢食观赏鱼）
蒋介石与西湖
而在更为珍贵的一段影片中，我们看到了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游西湖的情景，这恐怕是60年来，大陆第一次披露蒋宋游西湖的镜头。这一段经过剪辑的影片资料来自一部叫《蒋介石还乡记》的纪录片。蒋介石和西湖的情缘实际上可追溯得更远。在他24岁的时候他受陈英士的指派在辛亥革命攻打杭州府的战斗中担任一支百人敢死队的队长，并率先攻入巡抚衙门。所以蒋介石对杭州和西湖的感情自然是远在携美眷赏美景之上的。在抗日战争的特殊岁月里蒋氏夫妇的参观钱王祠、凭吊岳坟想必还是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吧。1949年蒋氏匆匆离开大陆去台湾时，也是途经杭州西湖的，那时国民党政权已经摇摇欲坠，他怕是再也没有心情游湖了。
换了人间
200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摄影记者傅拥军照例拿着相机来到了西湖边，来拍摄这一棵桃树。要是不出差，傅拥军都会来这里拍照片。桃树只是背景。他拍的是西湖边的人，已经拍了八年。
2009年2月13日，第52届荷赛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揭晓，这幅《西湖边的一棵树》获得自然类组照二等奖，这是浙江摄影记者首次获得世界新闻摄影的最高奖项。这也是一向以大题材和突发事件为主要评选标准的荷赛奖首次把奖项颁给了一个反映中国城市人文生态自然和谐的作品。
第四集 湖山晴雨
2008年的春节刚刚过去，当西湖正期待春天的时候，久久阴沉的天上，却不知不觉地下起雪来。最后，竟形成了一场在西湖的历史上罕见的大雪。由于大雪过于持久，自然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是，对于一个以审美著称的湖泊，这场大雪在世人眼中却呈现了久违的容颜。
西湖十景里，有一个美丽的景点，便是以雪景来点题的。这天下闻名的“断桥残雪”假如没有瑞雪的装点，，那么，它的审美意境的含量便会大打折扣。难怪在大雪纷扬的时辰，前来赏雪的人们仍然熙来攘往。
西湖之美既因于山容水态，又因于不断变化的四时天光，正是有了这二者完美的融合，西湖，才显示出了自己的独家风貌。
当然，其他一些中国的名胜，也有类似的特征。但是，仅就二者的关系而言，西湖，实在是一个公认的典型。
从毛笔书写的时代，到钢笔书写的时代，再到键盘书写的时代，人们留下的礼赞西湖的作品，已经浩如烟海。但是，如果我们悉心地爬梳，便会发现，这些文字其实大多都没离开一个共同的视点，这便是——湖山的季节。
节令的变迁，使西湖的景色更为多彩。文字的季节，使西湖的内容更为丰富。
高清摄影的航拍图像，让我们异常真切地看到了西湖周边的形貌，这些形貌如果配上“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的句子，显然也十分吻合。不过，作为婉约派的词人，柳永的笔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还不是这首《望海潮》，而是《雨霖铃》。那里面，有着最为典型的柳永式的佳句——“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处的“杨柳”一词，杨为虚，柳为实，实指柳树。柳永本人，恰巧又是这个姓。
在江南景色里，在古代诗词中，柳树随处可见，但只有在美丽的西湖，人们才会领略到它的的百面殊同与多姿多彩。
如果把白居易的“忆江南，最忆是杭州”的情感，移用与出生在杭州的夏衍先生，那也十分贴切，因为夏衍在青年时代离开故乡之后，一直到临终之时，故乡的风物，西湖的山水，都始终让他魂牵梦绕。夏衍先生到了晚年只有两个心愿，一是讲毕其一生的收藏捐献给浙江博物馆，一是在自己百年之后魂归故里。夏衍先生的亲人曾经回忆道，他的最后遗言便是，我要回杭州去了。一生都眷恋西湖的夏衍先生曾经为一部名为《西湖旧踪》的画册写过一篇深情的序文，在序文中，他非常关心西湖的树木，并特别强调了，种树要考虑到西湖本身的特色。而多姿多彩的柳树，便正是属于西湖特色的品类之一。
研究西湖，不能不拜读一番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与高廉的《西湖四时幽赏录》。富有意味的是，这两位杭州籍的明代文士，都把西湖的柳树划进了春天的栏目。的确，看到湖边如此之多的游人，我们不能不由衷的感叹，在春寒料峭的时节便做早发芽的柳树，真是游春的信使，踏青的标志。
美丽的西湖，遗迹太多，故事太多。密地就像水畔的柳帘，多的就像绽开的柳花。只要随便摘一朵都是西湖的掌故。白居易早就这样描写过西湖的柳树——“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苏小小的故事自然有着柳丝一般的缠绵悱恻，但梁祝的传说不也透现着柳树的身影么。因为梁祝的话本在改编成戏曲的时候，还有一个另外的富有诗意的名字——《柳荫记》。惟其如此，西湖的所有的柳树，都将自己的枝条垂向了如绫的水面。这种一如感恩的姿势，既像是诉说着西湖故事的滋润，又像是诉说着自己生命的由来。每一位热爱西湖的人，都会对西湖的柳树怀有深深地情感。而久居西湖的杭州人，竟然已经把他们多熟悉的一棵棵西湖之柳，当做了自己的至爱亲朋。不要看每天在这里漫步，每天在这里晨练的人们是这般的轻松自若，其实，他们中间的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是曾经心怀隐痛的，那是曾经失去西湖柳树的隐痛。
1988年，超强台风突袭华东，连风带雨，掠过杭城。杭州城里，数百年的树木被连根拔起，白苏二堤上由于湖面的开阔更是一片狼藉。台风刚刚过去，人们便纷纷自发的来到他们无比牵记的西湖，这是，那些古老的柳树已经倒成一片。看到这样的情景，许多人顿时失声痛哭。是的，西湖不能没有柳树啊。
今天，假如我们向水畔的情侣，堤上的游人作一次试问，问我们的西湖，若是没有那一棵棵千姿百态的柳树，西湖，将是怎样的面目。人们的回答可想而知。湖边的千花万朵，固能衬现出西湖的美妙，但是，即便在万花纷谢的时候，柳树，也还在环护着一湖烟水。柳树，无论是浅绿还是深青，都是西湖的底色。
对于什么是江南的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回答。有人说江南是丘陵，有人说江南是方言，有人说江南是财赋，而有人则说江南是梅雨。到了初夏前后，江南地区就会进入它特定的梅雨季节，这季节有长有短，但雨是非下不可的。不过，这雨要是下个不停，天日兼旬不开，便成了周作人所说的“苦雨”。这种情况，杭州自然不例外。
然而，对于观赏西湖的人来说，雨中游湖却是另一番别有的况味。游湖的心情，天光的造化，都在西湖的雨里得到了融和。
这是今天的“黄梅时节家家雨”，这也是古人的“斜风细雨不须归”。西湖的雨，像一种无声的信号，只要是在雨天，西湖，便变作了一个伞的世界。不过，在西湖水畔面对五颜六色的雨伞，最能让我们回味的还是一种带有古老风格的油纸伞。这是因为我们所熟悉的西湖人物，西湖故事，就是撑着这种油纸伞，从白娘子游湖借伞的码头，一直撑到了戴望舒那条迷离的雨巷。这雨巷是那样的悠长，长到连接着遥远的宋朝——“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杭城的雨水，打湿了多少感动过中国诗人的卖花之声。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在苏东坡居杭时期的大量诗作中，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实在是堪称杰作。因为他的确把西湖的晴雨之妙写绝了。后人的吟咏西湖的作品之所以只能望其项背，不仅是这二十八个字道出了西湖的美学本质，而且它还从此给西湖赋予了“西子”这一被后来广为使用的别称。西湖的山水与文人的情怀一旦融渗，便是这样的水乳交融。这，正是西子的底蕴，湖山的特征。
本次《西湖》的拍摄设计有洗护与戏曲，西湖与文学等诸多分集，若展现西湖与文学的话，那么，在西湖的文学史上，那湖山晴雨，当是让人高山仰止的巅峰之作。
叶嘉莹：东坡这个人，从他少年时代写的诗里边，就表现了他自己的一种个人的那种修养和气质。比如他说，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说西湖这里，不但是客观上说起来，晴的时候风景是美丽的，雨的时候风景也是美丽的，而这个其实就象喻了，就透露出来，东坡这个人的为人，在他一生不管是顺利不管是挫折，他有一种不变的持守，可以面对一切而不改变。这是东坡，东坡一直到晚年贬到海南，还是说有这种他自己的持守的风格，我认为这首诗不只是写景，而透过风景见到了东坡这个人的修养。
苏东坡一晴一雨来揭示西湖的特色，委实高明。雨西湖固然空濛，但西湖之晴也是绝景，尤其在荷花映日，荷叶连天的季节，我们的西湖便“风光不与四时同”。保俶塔与断桥，从来都是西湖的代表。许多的照片都会把西湖的荷花当成前景。便可见荷花与西湖的关系。在摄影术没有出现之前，表现荷花的形象，除了笔墨丹青就是诗词歌赋了。可以说，自古以来，描写西湖的文字已经难以确计。在这些永荷的文字里，杨万里的绝句自然要拔得头筹，但即便如此，若是在西湖赏荷，我们还是要记起另一位诗人的作品。于谦，是与岳飞并重的名字。于谦在短暂的一生当中不仅勤勉从政英勇却敌，而且写下了数以百计的优秀诗篇。但长期以来于谦的诗名却被他的英名所掩。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些如于谦这样“要留清白在人间” 的著名儒将，笔下的诗句竟比一些纯粹的文人之作更具有独特的风骨。
王其煌：四库全书对她的诗的评价是非常好的。它是这样讲，它说于谦的诗啊，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吟咏于求工，但是品格远出于一般文士之上。大家都知道《石灰吟》，把他的一种自己的一种人生追求写出来，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同时他也有一些诗，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两袖清风”，就是从他的一首诗里过来的。
“涌金门外柳如烟，西子湖头水拍天。玉腕罗裙双荡浆，鸳鸯飞近采莲船。”
与杨万里的咏荷相比，于谦的这首咏荷显然并不逊色，因为他所展现的，是与荷花有关的生动细节——展翅的鸳鸯，荡动的船桨，风拂的柳树，起伏的涟漪。这真是灵动的西湖啊。
说到西湖的荷花，一些没有到过西湖的人，总会首先想到曲院风荷。其实，曲院风荷只是赏荷的一个景点，由于西湖的许多水域都种植了大片的荷花，所以只要是到得炎炎盛夏，我们整个的西湖，便就是一个放大的“曲院风荷”。
《西湖四时幽赏录》里还特别讲到了西湖的月亮，并说“西湖观月，秋爽最宜”。当然，高濂所说的自是晴朗的日子，夜空越晴，赏月越佳。
在西湖十景里，以“月”字点题的地方就有两个，一是平湖秋月，一是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一个岛，岛南的水面上三尊石塔鼎足而立，塔身中空，中有五孔，造型别致。许多年来，这三尊石塔已经是为人熟知的西湖标志。
赏月亮之于西湖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张岱的《西湖七月半》里就记载有杭州人西湖看月的热闹场景。楼船箫鼓，声光相乱。那简直是西湖的节日。如今的西湖之夜依然美丽，因为增添了许多灯彩，使月影、塔影与水影交相辉映，形成了“一湖金水欲溶秋”的西湖奇景
西湖夜色最佳的时辰乃是明月高悬之际，这时，若有爽风吹来，面对粼粼波光，面对微微细浪，直让人感到“妙处难于君说”。也许就是在西湖的秋夜，白居易吟诵出了“山寺月中寻桂子”，也许就是在思乡的月下，苏东坡吟诵出了“故乡无此好湖山。”前人的遣词造句，实在考究，只在这“月”字前面加上一个“风”字，便成了“风月”。西湖的景色真是风月无边哪。
有人说，在杭州赏月还有一个去处，这，就是西溪。不过，西湖的概念是绝不仅限于湖水景区的，所以，恬静幽深的西溪也还是西湖。现代作家郁达夫曾经写道，“赏芦花最好的季节是阴历十月，到时芦花全面泛白，若在月光下赏芦花，更为出色。”郁达夫所说的地方，正是钱塘名景之一—西溪芦雪。耳西溪的芦花竟也有着月光一样的亮色。
有些初次来到西湖的人，到了这里也往往会有旧梦重温的感觉。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描写西湖的作品里，早就或深或浅的认识了西湖。相应的审美素养与不同的审美眼光，决定着感受西湖的差异。这也像《西湖七月半》里所写的，许多人都在西湖看月亮，但是看月的心态又各自不同。早在1922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就是日本影片《罗生门》的原作者，就曾到西湖游历。由于芥川龙之介有着广博的历史文化的储备，西湖的游历就像是完成了一次储备与实地体验的重合。他写道，“眼前的西湖是那么飘渺，那么辽阔，面对眼前的和平景色，有了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心情。石碣村的柳梢沐浴着晚春的日影，阮小二坐在柳树根处一直心无旁骛地钓鱼。阮小五洗完鸡就进屋取菜刀，阮小七还在洗他那件旧褂子。”当然，这只是东瀛作家的联想，至于我们的鲁迅大先生，则是从西湖的风物开笔，写向了更为深刻的主题——两论雷峰塔的倒掉，实在是对于西湖风物伟大的提升。
现代小说《迟桂花》为郁达夫后期所作，郁达夫认为，这篇小说是自己的成熟作品之一。杭州秋天的桂花向来有名，而一个名叫满觉陇的地方更是桂树成林香闻十里。《迟桂花》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原不必复述。我们要说的是，小说人物“迟恋”的情节，正是发生在满觉陇。满觉陇的居民以花为业，桂花糖、桂花茶、桂花酒，都是满觉陇的名品。桂花有多个品种，丹桂、金桂、银桂还有四季桂，最迟开放的桂花则叫做迟桂花。然而造物的安排就是这般奇巧，最迟开放的桂花却香得越浓越久。桂花的香气从文学作品中习习飘来，并不是打从郁达夫开始，早在北宋时期，在本片开头的时候已经出现过的柳永柳三变已经写下过全景式的《望海潮》，那里面便特别提到了杭州的“三秋桂子”。
叶嘉莹：当年柳永这首词就传到北方去，所以金主亮就有了野心，而且果然带着军队要来攻打南方，可是后来发生了兵变，所以他后来被杀死了。可是他当年要带兵过来的时候，他还叫人把西湖的景色图在屏风上，这金主亮写了一首诗：万里军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所以柳永这个词，影响很大，传唱很远的。
郁达夫写过的满觉陇，如今已经是赏桂的景点，人称“满陇桂雨”。但与郁达夫时代所不同的是，杭州的桂花如今已遍布全城。有记载说，当年郁达夫连鲁迅的劝阻都不听，决计定居杭州，并在场官弄值班了自己的风雨茅庐。假如这位描写过迟桂花的先贤有知，那么今天，他一定感到欣慰，因为不管是早桂还是迟桂都已是杭州的市花。他的风雨茅庐就隐于杭州的花丛之中。
陈文锦：桂花跟杭州渊源实在是太深了。我刚才讲就是说，早在清代的时候就有人有这么一句诗，就是“一路桂花香进城”。后来因为历史的变迁就不是很好了。解放以后呢，人民政府有意识地把桂花作为杭州的一种主要景观来加以培育。那么在五十、六十年代那时候，特别是五十年代末期，五八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搞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运动当中，据说呢场面非常宏大，为了使西湖山上满山都能够有桂花树，当时的解放军还动用了他们的运输车辆，把这个桂花树苗从满觉陇开始运往山脚，一路有人种树的地方，他们就把树苗撒下来。
和西湖的柳树一样，现实当众的桂花和作品当中的桂花，都称得上是西湖历史的见证。簌簌而下的桂雨如此芬芳，也是因为它就像前人们流下的滴滴汗水啊。
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这种感受乃是无数前人游湖的总结，它道出了西湖雪景的稀见，也道出了西湖雪景的独特美妙。的确，如果没有雪的装点，与春天夏天和秋天的风光相比，冬天的西湖确实少了些层次。唯有银装素裹，才使西湖的景色在四季当中后来居上。因此，就电视艺术而言，能赶上2008年初春的大雪，并依靠现代的摄影技术记录大雪的全过程，这真是本片的幸运。雪中的西湖确实难得一见。再好的描述，此时也属多余。但是我们依然钦佩无数的古人，他们在严寒的冬日，研匀冷墨之后用手中的毛笔，纪录了一次次西湖的大雪，并让后人可以随时体历。张岱的《湖心亭看雪》仅有一百多个字，篇幅虽然短，优美却是到家了。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杭砀，天与云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唯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崇祯五年的大雪是考了文学的魅力才经久不化。这，既是西湖的雪景，也是西湖的财富。
因为凌冰厉雪的梅花有着优雅的意态，杭州人自古就有赏梅的传统。西湖的周边有许多赏梅的去处。如较远的超山，较近的西溪，都是梅花的香雪海。但是在人们心中，孤山的梅花却有着更高的地位。林和靖的墓就在孤山的山麓。春节刚刚过去，这里的梅花便已经早早地绽放了。此时的孤山是一派清寂的影调，墓碑的后面埋着梅花的故事。据说在这里，林和靖一共种梅三百六十五棵，花既可观，实亦可售。他把每一棵梅树的收入都包进一个小包，总共三百六十五包全都放进瓦罐里，每天取一包以供当日之需，加起来便是一年之用。从花蕾如豆到梅子成熟，林和靖终年与梅花为伴，就是在一簇簇花丛中，他写下了一篇篇吟咏梅花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句子便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孤山的梅花，侍僧的绝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其中便包括诗人毛泽东。自1953年至1975年，毛泽东一共在杭州住过四十次。毛泽东不仅熟悉杭州的梅花，而且孤山的林和靖也是他极为欣赏的人。在杭期间，毛泽东还曾专往孤山寻访林和靖的旧迹。1961年11月6日，在杭居住的毛泽东写下字条，要秘书田家英帮他借阅林和靖的诗集。田家英很快托好友史莽找到了两个版本，毛泽东翻阅了一下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于是又两次写了字条交给田家英。一张字条是这样写的：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诗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最好。何人何时写的，记不起来了，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后来很快查出，那首七律，是明代诗人高启的作品。毛泽东在杭期间为什么一个上午要三找咏梅诗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查阅大量的咏梅诗正是为了创作新词做准备。1961年11月，毛泽东的新词公开发表，这便是那首著名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是每一位喜爱诗词的人都能背诵的咏梅词。是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随着梅花的引领，西湖的柳树便又爆开了迎春的嫩芽。湖面上，春风吹拂，波光照眼，与中国的节气相同步，又开始了新一年的湖山晴雨。
第五集 香市
当生命的浆汁在摇曳的丝条上，暴出娇嫩的柳花，西湖，便涂满了人们对于春天的向往。不过，在这个季节，人们最为向往的色彩，还不是那些红红紫紫，而是掩映于湖山深处浅浅的橙黄。
香烟缭绕的名山古刹，拂面而来的紫陌红尘，在这里，构成了西湖的另一道独特的景观。正是它，西湖的香市。
近年来，前来上香的人，不是数万、数十万，而是数百万计。这些善男信女，绝大多数是来自江南一带的妇女。旧时江南的乡村女子，从十几岁嫁人算起，一生都要给某一个菩萨烧香。因为她们大多是来自鱼米之乡的桑娘蚕妇，所以，杭州人便给了她们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蚕花娘子。
每到春天，蚕花娘子们便早早地聚集在了一起，开始了进香的旅程。这时，我们心中或许会有一丝不解与疑惑，但转瞬间却又释然了。如果说真正的佛门义理远非在俗之人的浅尝辄止便能够探得幽微，那么，我们从这些蚕花娘子身上，看到的则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寄托。
江南一带居民到杭州进香的历史，从钱鏐时期的吴越国便开始了。
访谈
陈文锦（学者）：这么长的历史，它积淀下来的丈化心理，是不能在短期内改变的。所以只要政策允许，他们愿意来烧香，首先也是放松一下自己，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来旅游一下。第二，能够寄托一点希望。刚好是春天嘛，一年的农事刚开始，养蚕也刚开始，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宁的好前景。
香市，又称香汛。而一个“汛”字，几乎把香市点活了。看着那些熙来攘往、潮水一般上香的人，无数只香袋尽管不再如此前的方正平贴，但人群中的点点橙黄、支支香烛，却随着那袅袅升起的香烟，融化在了这一片春的香市中。
张岱在《陶庵梦忆·西湖香市》一则中说到，西湖香市，起于花朝，尽于端午。花朝，即农历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百花生日。自花朝至端午，将近有三个月的时间。香市的起止时间如此宽裕，前来进香的人们，便可以非常从容地遍游西湖的名刹了。
灵隐寺，既是杭州的主刹，也是香客最多的地方。
访谈
光泉法师（杭州灵隐寺监院）：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年间，距今已经有将近一千七百年的历史了。在灵隐寺的历史上，出过许多高僧大德。枕是在民国时期也出过一些高借，像弘一法师鱿是在灵隐寺受的戒，觉截法师也住持过灵隐寺，还有济公。
虽然早在正月初一，灵隐寺就已经开始进香，然而，那还不算是真正的香市。再说，那时的气候，总还是有些萧条索寞。而现在，不仅大殿的窗权透射着缕缕春光，而且连轻轻拂动的这垂天之帐，都显得十分温软。
恰恰就是在这高大的殿宇之下，传说一千三百多年前一个月明星稀之夜，唐代的诗僧骆宾王与宋之问联成了对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西湖，让周边的水系同来汇聚，也让各种文化多元合流。在这里，虽然道家的落脚要远比佛教早得多，但是历史的选择却往往出人意料。我们可以历数出著名的道家遗迹，说说葛岭，说说黄龙洞。但是，当道家的粒粒金丹只是变作了线装经典的颗颗字迹的时候，佛教的要义，却云水一般地渗入了这片秀美的湖山。
然而道家与佛教却又能够比邻而居，相处千年。西湖是宽厚的，东土是宽厚的，所以，它以儒家的仁爱之心怀抱起道家的南华秋水，同时也构筑了创自天竺的般若之门。
自印度僧人慧理创建灵隐寺，至今近一千七百年。在这漫长的荣衰兴废的年月里，西湖一带究竟有过多少寺院实在难以确计。弘一法师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一文中曾说，西湖的寺院有两千余所。这个数字，当有着弘一法师一样的严谨。
古时称杭州为东南佛国，这一点，从现在杭州的这些佛教遗留就能看出。即使在今天，当我们的目光投放于城中之景或是景中之城，还仍然会屡屡发现佛教的踪影。即使在街区闹市，一些寺院只是留下了仅供后人追溯的地名与路标，但是也不难想见，在当年，这些地方有着怎样的坊巷佛墙。如果说寺院的分布已然与杭州的城市格局融为一体的话，似乎也毫不为过。
看到了这些景象，我们就会一清二楚，为什么这种叫做香市的传统，会独独出现在被称作天堂的杭州。
唐朝之后各方割据，形成五代十国。当时兵祸频仍，烽烟遍地。而恰恰与中原兵祸形成对比的是，钱鏐治下的吴山越水，却一片安定样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奇迹，正是缘于一位西湖的高僧。
可以说，当时的杭州正是佛教兴盛的时期。上到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时常到寺院参禅礼佛。这其中就包括了钱王钱弘俶。据史料记载，钱氏三代五王都与西湖的高僧们过从甚密，当赵匡胤统一北方意指江南的消息传至杭州，正是钱弘俶与永明延寿一番秉烛夜谈后，定下了“舍别归总，纳土归宋”的主张，终于使杭州地区幸免了战乱的创伤，也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今天，当人们再次提起永明延寿的时候，更多的则是想起了钱塘四塔。因为这四塔就是永明延寿督建的。
在中国，有许多的历史古城都是以佛塔来作为地标形象的，而杭州的六和塔尤其具有代表性。
六和塔的名字取佛教中的和合之意，所以也称六合塔。但不管是哪一种解释，它都蕴藉了天地人和的意思。天地四方，上青为天，中黄为地，下绿为人。如果真能够实现天地人和的至高境界，让吉祥涵山纳海，让亲和包容万物，那么六和塔下这一束束点燃的长香便不负那位高僧的祈盼与这些香客的虔诚了。
在中国，没有一座佛塔如雷峰塔一般被历朝数代的人们所牵记。1924年的某个清晨，这座在民间传说中栩栩如生的古塔发出了一声巨响。面对它的倒掉，人们怀有复杂的情绪—既庆幸白娘子终于从塔底钻了出来，又惋惜这千年古迹毁于一旦。
此时一个叫陈曾寿的晚清进士，亲历了西湖边发生的这一场变故，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他的心中别有一番况味。
访谈
叶嘉莹（学者）：清朝统治有三百年之久，那么那些人也别无选择，当然在清朝就做了官了。他经人介绍，做了溥仪的皇后婉容的师傅。
与清代朝廷关系密切的陈曾寿，面对国民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热血口号，作为汉族知识分子的他既痛苦又矛盾，张勋复辟失败之后，对时局深感无力的陈曹寿来到西湖，隐居在雷峰塔的旁边。把雷峰塔当做精神支柱的陈曾寿，在亲眼目睹雷峰塔倒掉之后，提笔写下一首《皖溪沙》。
访谈
叶嘉莹（学者）：“修到南屏数晚钟，目成朝幕一雷峰。”我真是几生才修到，在这种痛苦的扰攘的人世间，居然能够安闲地住在西湖边上，每天听到南屏的晚钟，不仅仅是南屏晚钟的声音感动了我，他说雷峰塔“纁黄深浅画难工”。
中国历经多少兴亡，多少盛衰，雷峰塔见证上边的苍天、底下的碧水，千古苍凉天水碧。他自己，陈曾寿，一生所缱绻的就是雷峰塔背后那“纁黄深浅画难工”的夕阳的景色。
而他，陈曾寿，为什么留恋一个异族统治的王朝，为什么留恋一个鞑虏的衰败的王朝，面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夕阳而如此留恋？
这是我晚年唯一的感情寄托，可是现在雷峰塔倒了，“为谁粉碎到虚空”！
七十余年后，夕照时分，陈曾寿所惦念的南屏之钟恢复了对仗，一座按照古雷峰塔原貌重建的新塔在西湖南岸还原。来到净慈寺烧香的人们，一回头就能看见。
有人说，西湖具有文气，具有灵气，具有秀气，这自然十分确切。但实际上，西湖还有一种“气”，那便是“僧气”。正是有了这种僧气的存在，才让红翠沾衣的西湖之美，有了一种异样的色彩。
佛教文化对于杭州的影响，远远不止于深邃的宫门与寻常的巷陌。因为被人们心口相传的诗人与僧人的深情厚谊，也是西湖佳话中十分重要的篇章。
记忆是从前尘影事中滗出来的最终的，也是最深的印象。但一个人真正要以“最忆”二字来形容，则说明那印象对他来说一定是铭心刻骨的。
在回忆杭州的时候，白居易便是这样。因为他在北方的洛阳写下过“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不过他回忆杭州的时候，首先忆到的不是别处，而是杭州的“山寺”，是“山寺月中寻桂子”。
唐朝以来，去山寺中访僧问道一直是文人的时尚。在这幅梁楷的名作《高僧图》里，那位向林下高僧躬身下拜的高士，正是香山白居易。不过真正能够深层理解白居易为何与西湖的僧人如此交好的，还要算他的后任苏东坡。
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每逢政务之暇，他总会去寻访他所熟识的那些诗人僧侣，并在那种既投缘又投契的僧窗茶话中谈诗论道，不知不觉地就到了梵钟入耳、月上山林时分。
访讲
陈文锦（学者）：他在杭州当太守，他去看辩才老法师，到龙井去。辩才当时已经八十岁了，一般来说，任何客人他都不送出门。但是跟苏轼谈着谈着，过了龙井下面这条澳，上面他的童子就叫了，已经过了。后来就因为这个传说，就留了个亭子，叫过溪亭。
白居易与苏东坡给西湖留下的这两道长堤，早已为世人所熟悉，人们漫步长堤的时候，也许以为这只是他们居杭时期的实实在在的业绩。从宏观的视野看来，这也正是他们崇禅尚道的别一种形象的体现，因为济世利民的从政思想与救济苍生的佛教宗旨在本义上都是相通的。而这两位曾经主政杭州的诗人，只是把这二者在西湖的山水之间进行了诗意的综合。
二百五十多年之后，苏东坡仅仅用了两行诗句便道出了自己的心得：“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缘深。”共同的居士身份，共同的杭城眷恋，共同的参禅履历，使他们的作品也具有了极其相似的特点—既有红尘的千般事物，又有淡远的一片禅心。
与白居易相比，苏东坡居杭时期的佛教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经过吴越国三代五王对于佛教的弘扬，西湖一带己然有了更多的僧众与庙宇，这就为苏东坡与僧人交往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范围。
在通判杭州与出任太守的五年时光里，苏东坡共创作诗篇四百七十四首，而与僧人有关的作品，就多达一半以上。从通判到太守，这自然是官职上的提升，但实际上真正提升的还是苏东坡的精神世界。他能够进一步疏解在仕途上的苦闷，使自己更为达观潇洒，并让自己从另外的视角体察浮生世相。这正得益于与众多的西湖高僧的过从。
（未完 详见续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