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梁晓声的铭言

唐婉儿

[url=]让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如作家梁晓声先生所说过的那种国民性格：“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url]

2014-10-13 22: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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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如作家梁晓声先生所说过的那种国民性格：“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人身歧视与阶级斗争

　　　　　　　　  　许锡良

　昨天，我又看到一篇清华大学某名教授谈对中国人的感受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说在国外看到最讨厌的中国人，就是50后与60后。也就是说在国外他没有发现70后的人有讨厌的，更没有发现80后，90后的人有讨厌的，好像是要说即使这些后里也有杀人犯，也有偷盗者，还有包装代笔抄袭的假作家，假天才，那也不令人讨厌。我马上去查这位名教授的简历，才发现他自己就是50后的，一个50后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讨厌自己同时代的人呢？显然这位教授讨厌的50后并不包括自己这样的50后。如果也包括自己这样的50后，怎么还好意思到处演讲，到处发表见解，指导年轻人呢？发生这样的感叹，也许是了同代人对同代人常常是最为了解的吧。我知道50后与60后那个时代的中国经历了什么，可是，我还是不太同意用一个时代来概括生活在这一个时代所有的人。

有一首歌，好像是叫《女人为何为难女人》，同类的人似乎永远存在互相忌恨的心理，套用一下，“同代人为何为难同代人”？难道同代的人也是这样自我相残？然而，一个时代的概念是多么大啊。生存在一个时代的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像我这个60后的人，刚出生没几天，就被迫在包裹的布片上戴上了毛主席像章，那时在襁褓中的我，连一点点感觉都没有，只能随意任人摆弄着。这些人分别是出生于上个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的一批人，他们强迫我这个当时出生才几天的60后去配戴像章的，稍后读小学了，他们还要我去崇拜一个满清时代出生的人，还要称之为“万岁”和“红太阳”。好在我不到10岁时毛就去世了，这个强迫没有受用太长的时间。我于“文革”中出生，但是，我既不是“文革”的制造者，也不是参与者，甚至连“学习与批判”的时间都没有度过小学毕业。等到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发育，开始对世界好奇的时候，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宪法，法国人的革命，英国人的科学发明，以及世界各国的名著开始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们这一代人也曾经对自己的命运抗争过，甚至作出过流血牺牲，内心的伤痛至今没有痊癒。今天又被中国最知名的教授讨厌起来了。

说心里话，我极不喜欢用一个时代或者某一个区域来概括这个时代与这个区域的所有人。任何一个时代有大智大慧的觉悟者，也有至死痴迷不悟的愚蠢人，有丧尽天良的人，也有良知犹存的人。我经常听人说某某省的人如何如何素质高，某某省的人素质又如何如何地差，其实我也不同这种概括性的描述。这种一根竹竿扫一船人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有人说上海人小气，然而，我最慷慨的朋友还就是上海朋友。有人说河南人不可交，可是我最好的朋友还真有不少河南人。怎样评价一个人，就直接拿他的所作所为去评价好了，不要动辄就说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人怎样，他所在的那个省、那个市的人怎样。

我想有如此评判的现象，出现歧视是自然而然的。比如，你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仅仅因为当你出现在香港或者上海，一开口，有人发现你是讲普通话的，因此，就开始冷眼相向，内心充满戒备，甚至仇恨情绪，那算什么啊？如果有大陆来的孩子在街上撒尿了，你批评他就是了，也正好趁机让他们知道一下现代文明与相关规定，这才是真正理性文明的态度。即使有不文明的现象，你就具体地说那个现象和涉及的那个人。你不能够说整个大陆人都是这样不讲卫生，不够文明。毕竟，还有99.999%的大陆人是很文明地在香港购物、旅游观光的。

什么叫歧视？就是以某一类人的身份、出身、籍贯、户籍、年龄、性别、身高、相貌，甚至肤色等等外在个人无法选择的标志来决定对他的饱含恶意的评判。而这些恰恰是他个人无法自由选择的。一个人要对自己无法选择的事情担负责任甚至罪过，遭受相应的排斥、冷落与羞辱的时候，歧视就产生了。从前我们嘲笑美国人有种族歧视，可是美国的黑人也做了国会议员，也当了联邦法院的大法官，甚至也当了总统的时候，我们还有资格说人家吗？我们不应该检讨一下自己的歧视心理吗？在中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受到的是歧视无处不在。年龄是歧视的理由，性别是歧视的理由，户口是歧视的理由，身高是歧视的理由，胖瘦是歧视的理由，学历是歧视的理由，民国时还有低学历的大师，现在没有博士学历的都算低学历了，有的地方甚至连博士都不算数，非要有博士后研究经历才可以算人才。而他们究竟研究了什么，出了什么成果，那倒不是重要的。

歧视是人类最为丑陋的恶习之一。当一个社会以某一类标志去判定和评价某一类人的时候，歧视就产生了。一个良好的社会，它的法律与规定是针对人的具体行为作出的。一个人只能够对他自己可选择、可行动的事情负责，而且法律与相关的政策也只能够针对具体的人所作出的具体的行为作出判定与评价。

歧视的后面必然产生阶级和阶级斗争。一个社会当某一类人，以某一类的标志去歧视甚至加害、压迫另一类人的时候，他们的反抗是必然的。社会仇恨是怎样产生的？就是歧视产生的。你歧视我，我自然就仇恨你。人类历史上歧视最容易产生在高贵者对低贱者的歧视，富裕者对贫穷者的歧视，贵族对平民的歧视，这种歧视是一种权力、出身与财富的自然优越感的流露。然而，在中国其实也一直流传对富贵的一种歧视与仇恨。孟子就有过一句话：“为富不仁，为仁不富”，这句话其实就是对富贵者的歧视与仇恨。他不是追问财富的个体来源与具体性质，而是一竹竿扫一船人地把所有的富人都归为“不仁者”。这一句话为中国人千百年来暴力造反埋下了根子。孟子是儒家学者里最有血性的学者，他在这个方面完全不同于孔子。但是，孟子却口口声声自己平生所愿就是学孔子。其实孔子一生追求财富与权势，对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十分心宜向往，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孟子所感叹的现象，即使普遍存在，其实也正是孔子的礼乐秩序造成的。中国人二千多年里时间，一治一乱，王朝反复更替循环，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从来没有确立过“人生而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念。更没有一个可以作为人人参照的永恒的上帝。因此，一切以世俗的利益为标准。有钱就是爷，有奶就是娘。要说孟子感叹“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只是孟子所言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那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良策。一个社会，还是要承认财富、名誉、权利这些东西，还是维系人类文明的重要因素。人不能够活着倒退，完全毁掉财富，让人人变得贫穷，那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消灭资产阶级，让人人变成无产阶级，是一种反人类社会的行为。大家活着，对财富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人的尊严的维护，都是人类文明的正能量。问题是这必须建立在民主法治的法治秩序的尊严与维护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对人性与人权的尊重里。否则，无论权力还是财富，都可能变成对他人压迫与残害的工具。事实上中国千年以来就有这样的俗话：“贫不与富斗，富不官斗，小官不与大官斗”。在这里没有平等，没有法则，没有大爱，有的只是一争高低，并且在争高低胜负中蕴藏着仇恨与斗争的策略。毛泽东曾经这样概括自己的生活：“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似乎除了斗争，人活着就没有其他意义。斗争本身只是追求幸福与维护人权与人的尊严的手段，在这里竟然变成了目的本身。因此，在中国“文革”时的阶级斗争的年月里也曾经过一种逆转的歧视，那就是用贫穷歧视富裕，以低贱歧视高贵的年月，完全逆转了人类社会文明。那时的伟人有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贫贱者最聪明”也是不需要论证的一句话，竟然被无数的中国人就相信了。还有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是这么一句话，还在“文革”时被编成了歌曲与舞蹈。那时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牛鬼蛇神”不是人，他们的人身可以随意蹂躏与侮辱，可是之前呢？穷人的人身富人权贵可以随意蹂躏与侮辱。从前的剥夺者再次被剥夺，叫“剥夺剥夺者”。虽然儒家有一套叫人安分守己的学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可是，因为太笼统地维护上级的尊严与地位，却不过问具体的是非曲直，自然是难以服众。

中国的教育之所以问题多多，我想其根源就是歧视文化的结果。计划生育超生没有户籍的孩子不能够上学，没有购房的孩子也不能够上学，没有本地户籍的孩子也不能够上学，要上学就要交特别重的赞助费。学校本身也被分成三六九等，而学生从一进校门开始，就被划定了身份等级。用红领巾与绿领巾把他们标志清楚，然后还要配上一条杠、二条杠与三条杠，甚至有的地方还嫌三条杠太少了，等级不够多，因此，又不经上级同意擅自加了两条杠，变成了五条杠。中国的教育充满等级、特权、歧视与羞辱。被歧视与羞辱的，自然培养了仇恨的心态，而歧视与羞辱别人的人，却让自己处于充满仇恨与危险的环境中。中国社会终于变成了一个互相歧视与互相仇恨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中国人学会了互相坑蒙拐骗，互相伤害，甚至互相投毒。活在这样的社会的中国人还真是不容易，他们被迫从小就信从父辈的教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可是问题就在于，要真是人人没有害人之心，防人之心从何谈起？事实上，真实的社会却是这样的：“害人之心不可少，防人之心不可无”。人与人之间变成了狼与狼的战争。鲁迅先生说，中国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生成的国民性格是这样的：“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忽然想到》）这是鲁迅先生在当时中国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发出的感叹。拿到现在来说，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平等与自由，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在金钱面前的平等，在机会面前的自由；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在思想面前的自由。在中国，要真想消除阶级，特别是要消除斗争，必须创造一个平等自由的人文环境。让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养成如作家梁晓声先生所说过的那种国民性格：“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2014年10月1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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