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中国制造” ？| 单读访谈

文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轻的 Nicky Harman 因机缘巧合翻阅了一本关于中国和丝绸之路的书籍，后来在叔叔的影响下，她放弃了布里斯托大学（ University of Bristol ）的法语和俄语系，转向利兹大学（ University of Leeds ）的中文系学习。如今，她是世界一流的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翻译过许多标志性的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


自从人类建造巴别塔失败后，翻译便架起了各文明间沟通的桥梁。2015年，Nicky 同其他几位翻译家发起了“纸托邦短读项目”，每周推出一篇中文短篇小说的译文，供西方读者免费阅读。或许烙有“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国外市场的货架上随处可见，然而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中国文学依旧寥寥。此时的译者们像是远道而来的新型丝绸之路商人，穿越漫长的语言之海，将中国当代文学舶向远方。

2012 年，单读作者王梆在伦敦的放映会上结识了 Nicky 并结为朋友，在与这位女性知识分子的交谈中，王梆无时不畅游在思维的殿堂。这次，她作为单读记者采访 Nicky ，记录下 Nicky 走向中国文学及其翻译工作的旅程。

汉学家 Nicky Harman 谈中国，翻译和文学

王梆

我喜欢那些具有世界主义（ Cosmopolite ）气质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是长着翅膀和鱼鳃的船，无时无刻都在思维的广度里畅游。和那些不断用驻颜术拦截青春的女人们相比，她们天生自带衰老的抗体。她们的外表是内在的镜子，岁月可以在镜面上肆意涂抹，却触不到镜底那坚固的白银。这样的女性知识分子非常稀有，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 Nicky Harman 时，就像亚洲蜜蜂见到英国铃兰似地粘了上去。

那是 2012 年仲夏的一个傍晚，伦敦 Free World 中心放映我的纪录片， Nicky 是观众之一。她体态苗条，裙装绚丽，齐颈的金发上扎着一条彩色发带，笑容里透露着一股少女的甜美。她被我镜头底下的人物所吸引，我被她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和明察秋毫，以及她自身携带的隐形磁铁所吸引。 Q&A 结束后，她给了我一个充满温度的拥抱，让我感动至今。事后我才知道，她是当今世界顶尖的汉学家和文学翻译家，翻译过许多标志性的中国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虹影，严歌苓，徐小斌，张翎，贾平凹，韩东，棉棉，孙一圣，颜歌，许知远等等……她还是中国虚构文学读书俱乐部（ China Fiction Book Club ）的创建人，社会和作家翻译协会（ Translations’ Association of the Society of Authors ）的联合主席， Harvill Secker 青年翻译家奖和利兹大学白玫瑰翻译奖的评委……对于在西方出版和推广中国当代文学，她亦不遗余力。 2015 年六月到 2016 年六月，她和业内几位拔尖的翻译家 Eric Abrahamsen ,  Dave Haysom 以及 Helen Wang 一起，开展了一个“纸托邦短读项目（ Read Paper Republic Project ）”。《纸托邦》是一本中译英在线文学杂志，首推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其“短读项目”每周推出一篇中文短篇小说的译文，供西方读者免费阅读。不少短篇作品，新鲜出炉，在海外的我，不用刻意回国找中文版本，直接就可以坐上英文版的阅读快车。

那次放映之后， Nicky 就成了我的良师诤友。几周后，我们相约一起到伦敦的 Islington 看智利民谣歌手 Violeta Parra 的传记电影《奥莱塔去了天堂（ Violeta Went to Heave ）》，我才知道她不仅是中国通，还是智利通。她的两个孩子一半是英国血统，一半是智利血统。当 Vioteta Parra 在银幕上弹着吉他高唱：“在破晓前，在一辆由遗忘锻造的车上，在决意启程的站台，呜呜，呜呜，他一路向北，我不知他几时回……”坐在黑暗里的 Nicky 则用西班牙文默默地在心里附和。

2012 年冬，我到 Nicky 位于英格兰 Weymouth 的宅邸登门拜访，踮起脚尖在她书房的窗前瞭望，窗口面对海鸟盘旋的岛屿，据说晴天时，可以越过海水遥见法国，此外就是连绵的寂静和排山倒海的书。房子是 Nicky 和她在英国绿党工作的先生自己建造的，上下两层从前厅打通，天花高悬，几乎每间房都是书房，每面墙都是书架，一只卷毛大狗审慎地站立在书架旁，俨然一位尽忠职守的图书管理员。书太多，一辈子太短， Nicky 却不像我，动不动就绝望。她去哪都会带上书，无论多么坚硬的纸张，在她的指尖下都会渐渐变得柔软。当时她正在读西班牙作家 Roberto Bolao 的《 Nocturno de Chile （智利的夜曲）》，只要是中文，西方牙文，意大利文和法语撰写的著作，她都尽量只读原文，她驾驭它们的能力，如风平浪静，乘母语出行。

我以自己学英语的痛苦经历，暗暗推断我们这些语言凡人和 Nicky 这种语言超人之间的差异。 Nicky 能够像昆虫学家发现萤火虫发光的秘笈那样，发现语言的美，不仅是发现，她还能（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它的美。比如她为我的一篇短篇小说翻译宋朝僧人释梵琮的《偈颂九十三首》：

白云无定，明月有期。

欲出未出，似归不归。

秋山呈锦绣，红叶满林飞。

瞥不瞥，知不知。

镜里无尘闲处照，柴头有火暗中吹。

Clouds indefinite, life-spanned moon

Desiring to leave, appearing to return. Yet neither.

Beauty-clad autumn hills, carmine-clothed forest trees

Seeing, knowing. Yet not.

A dust-free mirror for gazing in, firewood blazing in the darkness.

意，神，韵，声，色，一个不少，其中“归不归”与“知不知”羽化为“ Yet neither ”和“ Yet not ”，简直是神来之笔。

这无疑是天赋，但也许亦不完全只是天赋。和 Nicky 相识五年来，我发现她的心始终是敞开的。

很多西方人携带着“东方主义”旅行，对茶叶，瓷器，刺绣什么的表示垂青，却不见得有多关心美物的创造者，更不要说舍得花时间学习当地语言， Nicky 却不一样，她走到哪都不会错过和当地人交流的机会，了解当地民情。有一年 Nicky 到西安旅行，花了十元钱从一个经销商的手里买了一幅苗绣。她把它细心装裱起来，挂在伦敦的工作室里。白底黑缎，花随玉指，鸟逐金针，然而这精美却让她难安：“这些手艺人起早贪黑，绣到眼瞎，估计他们从经销商的手里拿到的最多也只有两，三元钱吧……真是让人心碎啊！”

近年来英国民粹主义崛起，右派政府恨不得驱逐每一条游入英吉利海峡的鳕鱼， 2013 年， Weymouth 的一家监狱亦被改造为“非法移民拘留中心”。Nicky 到拘留中心看望正待遣返的移民，她看到的不是右派报纸挂在口边的“人口数据”，而是制度的不公与个体的不幸。随即她便加入了一家反对拘留中心的慈善机构，成为义工，从事行政与秘书工作。她每周乘坐往返六个小时的火车从 Weymouth 到伦敦大学 Brikbeck 学院讲中文翻译课，每月带小孙女两天，每年翻译至少一两本大部头中文小说，此外还要出席各种文化活动，翻译比赛，国际书展，新书发布会以及来自各国文化机构的邀请……然而无论多忙，她从未放弃过这份义务工作。

佛说“心施”，舍身受身，得明净心。 Nicky 不是佛教徒，也许并不向往“一切种智心”。但我相信她这颗敞开的心，是她熟谙多国语言的诀窍之一。想要“外语”这种生性冰冷的怪物，对自己友善起来，却像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那样闭关自守，显然不可能成为 Nicky 那样的翻译大师。

感谢“单读·访谈”，让我和 Nicky 可以再次交心深谈。此前她对我说过很多有趣的话，都被时间的沙漏过滤了，无法还其原汁原味。这一次我要把她的话认真地记录下来。

这是 2017 年阳春里最明媚的一天， Nicky 在她位于伦敦南部的工作室里迎接我的到来。她穿着在慈善店淘到铃兰色的丝绒裙子，戴着铃兰和碧绿交汇的玻璃珠链，披着牛仔西装外套，脚趾慵懒地驯伏在一双奶白色的苏绣拖鞋之中。桌面上是她新沏的中国花茶，骄阳的金光烫着瓷杯的薄边，她的嘴唇偶尔合成一只贝壳，吹拂着蒸汽里的茶香。墙上遍布着她在中国的足迹，作家韩东的海报，一幅名为《雪岑萧寺》的山水画，友人赠送的书法，以及那幅让她心碎的苗绣……窗外是 1929 年修建的都铎公寓，白墙黑梁，敞篷泳池，和屋内素淡雅致的东方味道相比，俨然两个世界。

汉学家 Nicky Harman

单读：你的父母对你学中文颇有微词，为什么？

Nicky ：我是在英格兰 Wiltshire 郡 Chippenham 镇附近的一个叫 Olive Mead 的农场长大的。我的父亲继承祖父的产业，成为富裕的农场主，身上具有某种典型的英国乡绅气质。父母都是保守的 Tory （托利）派，他们把我送进私立学校，期待我长大以后，嫁个门当户对的有钱人。当时的私立学校叫“公立学校（ Public School ）”，挺讽刺的。我的同学们大多都来自伦敦，他们都是年轻的 Beatnik （ 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期受垮掉一代影响的小青年），比我这个乡下孩子复杂多了。相比之下，我就像一只“田鼠（乡下妹子）”，只会一头扑在学习上。还好，我的法语老师非常棒，所以考大学时，我考上了布里斯托大学法语和俄语系，但我的叔叔却在半途中把我拦了下来。他对我说：“你必须学中文，我们家族需要一个学中文的后辈！”他是《周日电讯报》的编辑，他认为中文是通往未来世界的大门，被他的两个孩子谢绝后，他就把目标转向了我。

中国对年少的我来说，是个让人着谜的存在，记得 13 岁时大病一场，哪也去不了，只好躺在床上，无意中看了一堆关于中国和丝绸之路的书，非常神秘。所以叔叔说让我学中文，我想想就同意了。通过关系，叔叔把我调进了利兹大学。和我们那 60 年代的青年学生相比，我真是乖多了，什么毒品都没有尝过，大麻也好， LSD 也好，统统与我无缘，大学期间一次酒吧都没有去过，每天埋头读书，因此成了我们那届中文成绩最好的学生。这和父母对我的期望形成了反差，父母希望我走寻常英国淑女的道路，将来好找个富裕人家。

单读：你在大学学习中文时，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十年浩劫，很多人不是饿死就被是被斗死了，你如何看彼时的时局？

Nicky : 老实说，我们当时对中国真正发生的现实一无所知。我们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毛是可爱的。除了鲁迅和矛盾的文学作品，我们几乎没有了解中国的任何途径，途径大都被封死了。我们有一位曾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的中文老师，不过他在 1964 年前就回英国了；另一位中文老师，她也许是中国某位外交官的后代，她在布拉格爱上她的捷克外交官丈夫，两人一起逃离捷克，在英国避难，她也不太清楚中国发生了什么。伦敦唐人街一家卖中华字典和典籍的书店，老板唐先生认识中国使馆的人，偶尔会偷出来一些“内部消息”。我们听说中国正在闹“大肚子病（血吸虫病）”，这是一种赤脚在田里劳作，被虫咬导致的血液感染。总的来说，我们以为中国人正在经历一段美好时光。不光我们这样想，很多欧洲青年都这样想。意大利人，法国人……尤其是法国人。 1960 年代，法国的“凤凰书店”就是一位毛主义者开的，结果中国造反派闯进书店纵火，把一位女士给烧伤了。我也曾一度是毛的粉丝。后来我还买了一张陕西户县（盛产农民画之地）出品的毛主义画像，不是因为我仍是他的粉丝，而是想保存这个造像人的记忆——这个人一定花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制造这幅画像。

尽管我们对十年浩劫一无所知，但我的老师， Owen Lattimore 教授却是非常出色的。他讲蒙古草原上的牧民怎样为母马挤奶，讲得生动极了！他的演讲总是精心建构的，他总是抛出一段时间让我们沉思，他总是能在下课铃响 15 秒前，给出一个切题又有力的总结。 15 秒，连表都不用看。他总是反复纠正“ Tartars ”的拼写是错误的，正确的是“ Tatars （鞑靼人）”。

单读： 1975 年，你从利兹大学毕业后不久，学院要求毕业生旅行访学，你去了哪？

Nicky : 其实 1972 年我就毕业了。学院本来可以把我们送到台湾去的。但是行政部有点势利，他们不想送我们去台湾，因为去了台湾就等于背叛了大陆。所以他们宁愿等，等到大陆开放访问政策之后，再把我们送进大陆。我们等了三年，直到 1975 年，我才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

单读：到了中国之后，是不是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

Nicky :  我们去哪都被中国方面指派的随行人员跟得紧紧的。我们去参观工厂，幼儿园和人民公社，每个人都排着队笑脸相迎。我特意排在末尾，一心指望能和谁说上一两句中文，你好吗什么的，然而我们却根本没有和他们单独说话的机会，能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已实属不易。两周的北京－长沙－广州“友谊交流”结束之后，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1989 年 10 月，我独自一人，第二次踏上去中国的旅途，住在我北京朋友东直门外的家里，才第一次对文革有了一个大致的印象。我的中国朋友为 BBC 工作，她的家人有遗传性糖尿病，文革期间被打成“臭老九，黑五类”，没有人愿意为她的家人治病，差点病死了。那次旅行对我来说相当漫长，我的女儿才三岁，我把她留在了英国；加上北京城里似乎弥漫着某种异质，空气几乎是凝固（原话为“紧张”）的。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乱逛，看馒头在早餐摊档上滋滋地冒着白气，找机会和每个人说话。当时的北京还是“老北京”，老百姓是淳朴友善的，他们试图从震惊中平缓下来，见到外国人，都蛮开心的。除了派出所找我的朋友麻烦以外——因为我的朋友没有向派出所报告我的来访。

单读：你距今最后一次去中国是什么时候？你对今日中国的印象是怎样的？

Nicky : 我几乎每年都去一次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秋天，我到长春去参加第四次汉学家会。

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相比很不一样，奢侈品牌店长得和巴黎，伦敦的几乎没什么两样。当然我总能找到一个去处。记得 2016 年八月，我到武汉黄石市去看韩东持导的电影《在码头》的拍摄现场，我和剧组人员住在同一间旅馆里，相处得非常开心。但旅馆的保安却对我保持着一股明显的警惕。在一次独自外出散步回来后，他甚至严厉地对我质问起来。查询我的行踪——无疑是他肩负的责任，于是我配合地答道：“我到路口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可以吗？”

记得多年前学者曹锦清在我翻译完《黄河边的中国》之后，带我和我先生去黄河周边的小城镇玩。他说他不太好带我们去那些他作“中原乡村社会田野调查”时去过的地方，因为那会遭来让人尴尬的质疑。谁叫我们一看就是欧洲人呢？他说如果我们是日本人，他就可以将我们乔装成讲粤语的香港人。你可以从这个故事里估算它的出品年份，今天的香港社会学家应该都能说一口普通话了吧！

总地来说，每年一度的中国行，对我来说，渐渐变得有些力不从心起来，一方面是地理距离对体能的消耗，另一方面是随着年纪增大，我开始更倾向于美景和自然。但在中国找“纯自然”的风景点，似乎变得不太容易起来——当然美景是有的，只是你必须知道怎么到达那里。我认识的很多外国人都离开了中国，他们基本上都是作家和翻译，尤其是有孩子的，他们没有办法忍受环境污染，高物价和中国的学校。中国的学校并不鼓励学生激发创造性，太多“拷贝”和“规章”。

汉学家 Nicky Harman

单读：你为什么选择中国当代文学？

Nicky : 当时我们中文系正在着力培养有实际操作性的，有雇佣价值的学生，理想的学生需要对现代中国建立起全面的了解。于是我们从零开始，聚焦现代汉语，进入了四年浸泡式苦读；另一个原因是，那是文革时代，文言文并不时髦——虽然我们老师的文言文似乎更胜一筹。我的一位导师是 WJF Jenner ，他是《西游记》全版的杰出译者。

单读：你第一次阅读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是哪一部？是什么因素诱发你晋身为文学翻译家，而不是学院期望的“实用青年”？

Nicky :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认识了赵毅衡，他当时在 SOAS 伦敦亚非学院教书。他拿了一本虹影的小说《 K 》，请我翻译，那会虹影是他的太太。从此，我就渐渐地爱上了中国当代文学。我爱上了中国作家的多样性，多元的声音，风格和叙事。我爱上了为某个中文词语寻找英文配对的过程，简直就像一场脑力田径。我亦感觉自己在给英语读者们一个不同视角看世界的机会。

单读：以你对中国的了解，若作品中含有华而不实的成分（比如带着某种宣传色彩），你一定能嗅出来吧？

Nicky : 我太幸运了，从来不用不翻译那些“宏大的作品”。说到嗅觉，偶尔我也能嗅到作品的一丝疵误，通常我都会写信请教作者，寻求最佳的翻译方案。不过，我也有大头虾的时候，在翻译《黄河边的中国》时，当作者写到“穷苦的农民忙活一年，将一头生猪养到 15 公斤肥时，便送到市场上去兜售。” 15 公斤是一只手提行李箱的重量，应该是 150 公斤才是。作者看不出来，编辑也看不来，我也看不出来——一群“知识分子”！还好我先生看出来了，他是数学老师。不然到了农民手里，肯定会被一眼识破的。农民的生计全拴在猪的重量上了。

单读：你早年自费翻译韩东的作品，经历十分曲折，可以分享一下么？

Nicky : 西方的出版社一般有了自己的选择，然后才找我翻译。反道而行，如果是我率先找到一本书，向他们推荐，通常来说他们都不太想出。比如韩东的《扎根》，翻好之后的很长时间，我压根不知道找谁出版，我当时也不认识多少出版社。最后我对自己说，如果英国没有人出版，那么我应该试试美国。美国有两家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没回我的电邮（这种情况很常见，相信我），所以在联系夏威夷出版社时，我就干脆不发电邮了，直接打电话。正巧一个编辑接了电话。我举着话筒说：“嗨！这是来自伦敦的 Nicky Harman ，我有一本好书，我相信你会出版。”她说：“好吧！你说说看，是什么书？”结果这本书终于出版了。但是我和韩东至今没有拿一分钱。我把我的版税全都给了韩东，翻译费就不要了，两个人的版税加起来竟然只有 75 英镑——好荒谬！所以干脆不要了。当时西方大学出版社就是这样，他们以为这是你的学术项目，而你是有工资拿的，不缺钱。从此以后，我对我的学生说，千万别模仿我。

今天，我们如果想向出版社推荐作品，不用再翻完全书了，只要翻译其中一章就好。西方的出版界对中国文学界所知甚浅，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取舍也绝大部分取决于出版社的营销攻略，市场在其中起着决定作用。出版社只卖可能会好卖的书，凭着文学经纪人递上来的一章翻译小样，决定某书是否能畅销，并非易事，所以一本书的出版过程极其缓慢，尽管近十年来情况有所好转。有一点值得强调的是，西方的出版社并不在意某部作品是否在中国获得过大奖，或者作者是否属于超级畅销作家。他们更喜欢自己（以他们对西方读者的了解度）做判断。

单读：你的翻译过程是怎样的？有没有遇到那些特别奇葩的网络用语？

Nicky : 我会打一个初稿。然后修改，出二稿。有时候三稿到四稿，最后再来个整体抛光打磨。在这其中的某个阶段，我会遇上一些问题，我会做一翻查询，完全无果之后，便会向作者求助。作者们都会竭尽所能向我提供帮助和解析，这是我最享受的一部分。作品出版之后，我会参与宣传，出席新书发布会，或者写博客和书评。真幸运，我从未遇到特别奇葩的网络用语，交到我手上的作品，都是用词考究，精心书写的。

单读：我们对新生代作家的兴趣更大于那些名声显赫，似乎可以盖棺定论的前辈作家，在你涉及的新生代作家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翻译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Nicky : 我翻译过的新生代作家的作品……比如来自颜歌和孙一圣的，它们都是欧宁推荐的。对能够翻译类似的原创作品，我自然非常欣喜，尽管他们的风格差异极大。颜歌是语带讥锋的小镇生活的观察者，长着刺的简奥斯汀。孙一圣是超现实短篇小说家，追求高度视觉化，悬念化。翻译他们的作品，其挑战度和翻译前辈作家的作品是一样的。作家写得越好，翻译的难度就越大，对英文版本的优秀程度要求就越高。

纸托邦logo

单读：从未得过茅盾、鲁迅或人民文学奖之类的无名小卒，怎样才能把作品送到你的翻译桌上？

Nicky : 自我推荐？嗯，最好还是通过纸托邦（ Paper Republic ）或者路灯（ Pathlight ）那样的媒介比较好。因为这些平台拥有更多人力去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别忘了我们都得在非牟利工作和薪金工作之间找平衡点。我会建议这些作者在投稿之前，做好家庭作业，研究一下他们的作品整体上是否能在英语里找到契合点。另外，别忘了附上一份有用的小说创作背景资料。

单读：向读者介绍一下《纸托邦》好么？

Nicky：纸托邦短读（ Read Paper Republic ） 或， Paper Republic （纸托邦）是一个以中译英文学译者为依托的双语文学和文化交流平台。自 2015 年 6 月 18 日起，纸托邦便发起了“纸托邦短读”（ Read Paper Republic ）的项目，每周免费发表一则中文短篇、散文或诗歌的译作。截止至 2016 年 7 月，我们总共发表了 53 部作品（其中 4 首诗歌， 5 篇散文和报告文学，其余的是短篇小说），其中 24 篇是首发作品。这 24 篇新作，大部分是翻译家自己提供的，也有一部分来源于我们邀请的作家的供稿。我们翻译的华语作家主要是当代作家，即仍在世的，有一些相当年轻，也有像鲁迅、老舍、沈从文等这样的中国文学大师。目前为止，我们选择的作家主要是大陆作家，另有三位香港作家，三位台湾作家；总计 20 位女性作家、 27 位男性作家，其中有贾平凹、阿乙、邱华栋、曹文轩等等。

为了宣传《纸托邦》，我们办了不少讨论会。比方说，在我们跟英国利兹大学中文系合办的一次活动中，我们邀请了香港作家谢晓虹，《人民文学》在海外推出的英文版《路灯》 （ Pathlight ）的编辑部主任戴夫·海森（ Dave Haysom ）等，和我一起，就“ STORY OF A STORY （一个故事的故事）”为题进行讨论：从一个中文短篇小说，如何变成另一种语言的短篇小说谈起，具体到其中经过了哪些步骤，哪几种变换等等。座谈会用视频记录下来，在网站上传播，从而吸引了更多听众。又比如，我们在伦敦、利兹、北京三个城市，办了一个晚上的“读书俱乐部”。读者提前看了四个短篇小说，然后就每部作品参与讨论；每个小组都请了翻译家作主持人，三个城市分别都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反馈。

《纸托邦》也跟其他文学杂志进行在线合作。 2015 年到 2016 年，我们选择了跟“渐近线（ Asymptote ）”文学杂志，《洛杉矶时报书评》等文学杂志同时出版短篇小说。我们还跟利兹大学中文系合办了两次翻译比赛，获奖作品在《纸托邦短读》网页上出版。如果某个短篇作品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它的主题跟新闻热点或者某文化节日相关，那么，读者会多感兴趣一些，关键是找到合适的相连。比方说，去年春节是猴年。我们选择了《西游记》十五章来发表，同时请了《西游记》的译者，我的导师 WJF Jenner 写文章，讲述翻译过程中的挑战，他的文章在《洛杉矶时报书评》同时发表了，小说和文章便得到了一个相互的链接。又比如，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后，我们选择了一篇报告文学，鲁敏写的 《 1980 年的第二胎》（“纸托邦短读第 21 篇”）。让人鼓舞的是，这个报告文学给了西方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们“纸托邦”的四位编辑都是志愿工作者，我们的劳动是义务劳动。翻译家和作家在提供他们的作品时，也是免费的。虽然文学是一项 Labour of Love 的事业，但没有运作资金，我们的步履有多艰难，是不难想象的。

单读：你觉得你和年轻一些的翻译家有什么不同？

Nicky : 很多青年翻译，在中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他们的中文都非常好。我认识的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翻译，她的口语好极了！像 Eric Abrahamsen ，他的中文也非常流利。我不会将自己划到“辈分”里面，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特殊。很多人在我这个年纪已经退休了，但我觉得自己刚刚开始，我的翻译事业才进行了 20 年，我还有 20 年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