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我是中国文学的唱衰者

文坛

编者按：

4月19日下午，中国作家阎连科应邀在香港科技大学进行访问交流，演讲题目是“文学．空间．记忆”。他诚恳地谈及了中国文学面临的现状及危机，当世界文学行“见证”之风时候，他坦率地讲起了中国文学的尴尬与遗憾。以下是他演讲部分的笔录。

中国文学进入新的冷冻期，但绝对不会回到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时期，那是要排除所有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今天的中国读者非常了解世界文学的现状。


严肃文学的空间在缩小，但另一种文学突然畸形地发展繁荣。这种繁荣下培育出一种特殊的“审美”，它不包含审视黑暗、审视丑恶，纯粹意义上去拥抱温暖、美好、温情。这种文学会像中国山水画一样，划一棵树、一只麻雀、一只虾米就可以成为世界名作，卖一个亿、两个亿。画山水花鸟能卖几千万，只有中国画家中会出现。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情况在文学当中越来越多。今天中国很多作家的努力也是在这个方向上，既不会回到文X革的极端，也不再严肃地探索人性，而在允许的范围内，以审美的名义使某一种“温暖的”文学，一种政府、读者、批评家都能接受的文学，畸形地发达，被高度认可。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今天的世界文学并不只有这一种“温情”文学。去年乌克兰作家Alexievich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去年出了中文版的俄罗斯文学《生活与命运》在世界上引起的关注。高X行X健说，文学的最高意义是见证人性的复杂性。“见证”两个字，是我们七、八年前的讨论中一直强调的。无论你是否同意他的评价标准，“见证”这两个字在世界文学中的份量越来越重。

这个时候，中国文学就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当“见证”、非虚构、纪实成为世界文学新的标准的时候，我们中国文学恰恰在这一点上无所作为。我们什么都可以想象，但关于“见证”的，见证人性、历史、真相、空间、记忆，这些都是不能做的。这是今天中国文学非常深层的内容危机。

在“见证”的层面上，今天非常热的非虚构写作，实事求是地讲，是在一个低层次上的热闹。我也非常渴望能够在纪实文学中看到更多进一步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品，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这个环境恐怕不允许。纪实文学在中国会越来越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作家本人能做什么？今天中国文学圈最有声望的作家仍然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七零后的作家非常有才华，小说写得非常好，但是种种原因压X制着他们，再过五年、十年、二十年，这一代作家可能就这么过去了。

但是五十、六十后这一批作家的创作很多都在濒临枯竭，我是最典型的。我的写作无法再向前，写作的高峰已经过去，最大的力气已经耗尽。站在文学最前沿的，却没有能力冲刺。这是中国文学另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

我非常辛苦地写完《日熄》，以前的创作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改了七、八遍仍然不满意，直到最后出版又做修改，心里才稍微踏实一点。这本书是否出版，最后对我已经不重要了，我感到自己的写作到了极端疲劳的阶段，完全没有能力再突破。我想我能体会到我的同代人，谁都想写出最好的作品，谁都筋疲力尽。

年轻一代的作家，即便是八零后，也是过了三十多岁了。当年的余华、苏童、莫言，在他们三十岁左右，都写出了他们一生中可能最好的作品。但似乎现在没有看到七零后、八零后作家写出他们可能的最好的代表作。当然我们不排除，一个人在50岁甚至年纪更大，写出他一生中最好的作品，但那毕竟是小概率的。

作者的队伍越来越大，但深层的危机也越来越大。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什么？我认为不可能依靠团队的力量、作家群、一个整体的力量。因为中国在世界上受到关注，中国文学就在世界上受到关注、尊敬，这是不可能的。不会因为中国发展特别快、特别畸形，中国文学就更有价值。即使受到关注也是暂时的。今天关注，明天就不会关注了。长期不能靠这个，最终要回归到文学本身。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中国文学不会像大家预想的，在世界文坛上成为最受瞩目的一部分。我们还要意识到，刚刚开始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被认识的中国作家，他们的创作能力在下降。我常说，我是中国文学的唱衰者。

所以必须回到作家个人自身的努力。外部环境就是这样的现状，怎么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出最大的创造？文学可以在中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有些作家一部小说挣几千万。但我说的、坚持的文学可能是你三年写作也只有二十万收入的这种。这种情况恰恰要求我们放下所有东西。既然不挣钱，就索性不挣钱，真正去写有创造性的东西。

我们对今天中国的伟大小说没有判断，当然这不是说我们要迎着某个标准去写，而是一个作家对好小说有一种感觉、感受，比如托尔斯泰、马尔克斯，他们写出自己作品的时候都有这种感觉。但中国现在这种感觉是很混乱的，大家没有共识。真正伟大的文学取决于它有多大的创造性，这个创造性不能只在中文创作的范畴比较，而要在世界范围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