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一代正宗”的出处及其他

桓台作协

     去年国庆节前，“齐大哥”文学现场创作圈有一则微信，大意是：一位朋友到王渔洋（可能是笔误，王渔洋的“洋”打成“阳”）纪念馆发现，“一代正宗”是引用袁枚的诗“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章阮亭诗”。看到这两句诗，这位朋友想起王渔洋故居门前牌坊上“一代正宗”四个字，认为，“这诗的重点是在突出‘才力薄’，是批判王渔洋和方苞的，有贬义。后人不求甚解，贻笑大方。这是重庆诗人陈仁德老先生来此指谬的。也算一段佳话。这位朋友还说，他与陈仁德先生去纪念馆的前两天刚看过这首诗，因为不喜欢老袁，也就未求甚解，错过了指出其谬的机会，颇为遗憾。
    本人孤陋寡闻，不知道陈仁德老先生为何许人。但能够专程“来此指谬”，颇见老先生对渔洋夫子的关爱与重视，是值得感谢与尊重的。但是，事情总会有许多方面，渔洋先生亦如此，莫如他人。所以，看到这两则微信，自觉作为从事王渔洋研究的工作人员，有责任与义务作出说明。同时又觉得自己学殖浅簿，如此专业问题又恐难说清楚，更加贻笑大方。但是，不作出说明又觉得道理上过不去，只好硬着头皮解释一番：一代正宗是乾隆皇帝与翁方纲（实为沈德潜，当时未加核实即相当然地打上翁方纲，果真贻笑大方）谈论清朝以降神韵、格调、性灵诸说后对王渔洋作出的评价。袁枚称“才力薄”是他的观点，算是一家之言，不能代表清朝学人的全部观点。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袁枚这样评价王渔洋也无可厚非，并不代表别人也这样看。再说，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今天的人评论历史人物，也应该考虑历史背景。
    发出这段说明后，这位朋友立即表示，若手头方便，请将乾隆的原话告诉他。不论怎样讲，一代正宗不如一代文宗、一代诗宗符合语言习惯，不能因为皇帝老儿说的就是金科玉律。再说，纪念馆的墙上挂出“一代正宗才力薄”那首诗时，根本就是“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还没来得及回复，这位朋友又微信道：今天上网一查，还有说这是康熙皇帝题写的一代正宗，纯属胡扯。您不必专门帮我查了，浪费时间。
    尽管如此，不查正也是不合适的。为什么？我是王渔洋文化研究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又专门负责研究工作。游客有疑问，当然要解释清楚，至少要让工作人员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再遇到此种情况，以备解释。于是，借去新城开会的机会，专门咨询了当初负责布展的同志，询问了出处。回家之后，找出了《清史稿·第33册·卷二六六·列传五十三》，《王士禛传》就在其中。在《王士禛传》结尾，有这样的话“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论曰：士正积学攻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示褒，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因“列传五十三”有好几个人，最后一名是汤右曾。汤右曾传后有“论曰”：“士禛以诗被遇，清和粹美，蔚为一代正宗。我告诉这位先生，这应该是“一代正宗”的出处。
    事情到此也算解释清楚，但仍觉有必要多说几句。虽然我也学习中文，参加工作之后的工作履历也多与“文”字关联，但专门研究王渔洋仍是半路出家。应了古人“书到用时方恨少”，参与这项工作短短数年，越来越觉得书读得太少，越来越觉得胆颤心惊，遇到学术问题总是如临大敌，惟恐解释不当有辱使命。至于“一代正宗”，当初也曾产生过怀疑，其他同道与朋友也有类似感觉。但是，仔细分析王渔洋在清初诗坛所处地位，考究“一代诗宗”“一代文宗”与“一代正宗”的份量后，还是认同“一代正宗”更能体现王渔洋在清初诗坛、文坛的领袖地位与文学史意义。至于《清史稿》是民国人撰写的、“一代正宗才力薄”是贬义之类，这更好理解。历史人物评价，一般是后朝人评价前朝人，清朝人不可能写出《清史》。对于王渔洋的评价，后来人可能更客观、更权威吧。王渔洋故居展陈中有“一代正宗才力薄”，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把王渔洋奉为正宗，不是后人做的，至少在袁枚时代就有此定论；一是体现出王渔洋故居工作人员“不为贤者讳”的勇气与胸怀。若说“贬义”，莫说袁老夫子的“讥讽”，即便名列“国朝六大家”的赵执信公开与王渔洋“分庭抗礼”，亦未能撼动王渔洋“一代诗宗”的文坛盟主地位吧。而且，清朝以降，人们述说清朝文学史，无论褒贬，王渔洋是一座谁也绕不过去的“山”。上海大学张寅彭教授在2014年8月召开的纪念王渔洋诞辰38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上提交《渔洋与非渔洋——清代文学的主线脉之一》就说了这个问题。而且，《清史稿·王士祯传》早有定论：“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附：王士禛传
    王士禛，字贻上，山东新城人。幼慧，即能诗，举于乡，年十八。顺治十二年成进士，授江南扬州推官。侍郎叶成格被命驻江宁，按治通海寇狱，株连众，士禛严反坐，宽无辜所全活甚多。扬州盐贾逋课数万，逮系久不能偿，士禛募款代输之，事乃解。康熙三年  督郎廷佐、巡抚张尚紧、河道朱之锡交章谕荐，内擢礼部主事，累迁户部郎中。十一年，四川试，母忧归。服阕，起故官。
   上留意文学，尝从容问大学士李霨：“今世博学善诗文者孰最？”霨以士禛对。复问冯溥、陈廷敬、张英，皆如霨言。召士禛入对懋勤殿，赋诗称旨。改翰林院侍讲，迁侍读，入直南书房。汉臣自部曹改词臣自士禛始。上征其诗，录上三百篇，曰《御览集》。
    寻迁国子监祭酒，整条教，屏馈遗，奖拔皆知名士。与司业刘芳喆疏言：“汉唐以来，以太牢祀孔子，加王号，尊以八修、十二笾豆。至明嘉靖间，用张璁议，改为中祀，失尊崇之意。《礼》：祭从生者。天子祀其师，当用天子之礼乐。”又疏言：“自明去十哲封爵，称冉子者凡三，未有辨别。宋周敦颐等六子改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之上，世次殊有未安，宜予厘定。”又疏言：“田何受易商瞿，有功圣学，宜增祀。郑康成注经百余万言，史称纯儒，宜复祀。”又疏言：“明儒曹端、章懋、蔡清、吕柟、罗洪先，并宜从祀。绛州贡生辛全，生际明末，以正学为己任，著述甚富，乞敕进遗书。”又请修监藏经史旧版。疏并下部议，以笾豆、乐舞、名号、位次，俟会典颁发遵循；增祀明儒及征进遗书，俟《明史》告成核定；修补南北监经史版，如所请行。
   二十三年，迁少詹事。命祭告南海，父忧归。二十九年，起原官，再迁兵部督捕侍郎，三十一年，调户部。命祭告西岳、西镇、江渎。三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会廷议省御史员额，士禛曰：“国初设御史六十，后减为四十，又减为二十四。天子耳目官，可增不可减。”卒从士禛议。
   迁刑部尚书。故事，断狱下九卿平议。士禛官副都御史，争杨成狱得减等。官户部侍郎，争太平王训、聊城于相元、齐河房得亮狱，皆得减等，而衡阳左道萧儒英，则又争而置之法。徐起龙为曹氏所诬，则释起龙而罪曹，案其所与私者，皆服罪。及长刑部，河南阎焕山、山西郭振羽、文本窦子章皆以救父杀人论重辟，士禛曰：“此当论其救父与否，不当以梃刃定轻重。”改颖决，入奏，报可。
   士禛以诗受知圣福，被眷甚隆。四十年，乞假迁墓，上命予镅五月，事毕还朝。四十三年，坐王五、吴谦狱罢。王五故工部匠役，捐纳通判；谦太医院官，坐索债殴毙负债者，下刑部，拟王五流徙，谦免议，士禛谓轻重悬殊，改王五但夺官。复下三法司严鞫，王五及谦并论死，又发谦嘱托刑部主事马世泰状，士禛以瞻徇夺官。四十九年，上眷念诸旧臣，诏复职。五十年，卒。
   明季文敝，诸言诗者，习袁宗道兄弟，则失之俚俗；宗钟惺、谭友夏，则失之纤仄；学陈子龙、李雯，轨辙正矣，则又失之肤廓。士禛姿禀既高，学问极博，与兄士禄、士祜并致力于诗，独以神韵为宗。取司空图所谓“味在酸咸外”、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标示指趣，自号渔洋山人。主持风雅数十年。同时赵执信始与立异，言诗中当有人在。既没，或诋其才弱，然终不失为正宗也。
   士祯初名士禛，卒后，以避世宗讳，追改士正。乾隆三十年，高宗与沈德潜论诗，及士正，论曰：“士正绩学工诗，在本朝诸家中，流派较正，宜宣示，为稽古者劝。”因追谥“文简”。三十九年，复论曰：“士正名以避庙讳致改，字与原名不相近，流传日久，后世几不复知为何人。今改为士祯，庶与弟兄行派不致淆乱。名馆书籍记载，一体照改。”
    ——原载《清史稿·第三三册·卷二六六·列传五十三》九九五二至九九五四页

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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