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师

大街北平

我的老师（首发）
张店 大街北平（韩卫东）

老师是传授知识的人，是一种职业，古来有之。唐大文学家韩愈《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一个人无论知识多寡、学业深厚、成就大小、事业非凡，首先得力于老师的教化和训导，断然不会天然而就的。有了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人就涨了知识，有了本领，多了智慧，丰了才能。“园丁花木巧桮棬，万紫千红簇绮筵。”老师若同辛勤的园丁一般，精心呵护养育着我们茁壮成长，从幼苗到枝繁叶茂，更有的成为栋材。“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老师的培育之恩是终身难忘的，我愿用我的拙笔写赞我的老师。

满打满算我上学的时间是十年，掐头去尾（我因年龄小上学比同学们晚几个月上学且文革停课期间回农村姥姥家待了一年）实际的读书时间只有八年多些，六年的小学，二年的初中（文革期间初中上课并不正常），便结束了学生生涯。读书的年岁不多，老师也就不是太多，小学的老师加初中的老师最多十个冒头，至今也可如数家珍。

记忆最深是我们的小学老师。几十年的时间里忘了数不清的事，却忘不了这些老师。那名字、那声貌、那教诲，还有每个人的性格、教学方式，给我们讲课的场景等至今言犹在耳，印记在脑海里。

在农药厂子弟学校里王曰亭老师是最为资深的，是学校的创建者之一，曾担任过许多班的班主任，也担任过教务主任和校长等。我特别的感谢他，其脑海里对老师的最早印记便是从他开始的。在我五岁半还不到上学年龄，一个人舍弃在家里无依无靠时，是他答应了母亲的请求，让我上了学，解了母亲的后顾之忧而能安心工作。这段经历我是永记终生的。王曰亭老师中等偏上的个子，高高的鼻梁，有点像外国人，风度翩翩，面目慈祥。他的嗓音好，很有磁性和感染力，兼任着我们的音乐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歌。那时学校条件差，只有一台风琴，是学校当时最贵重的资产。上音乐课时，几名大一点的同学，需从学校老师办公室搬抬到教室里。王老师一边弹琴一边教我们唱歌，让我们很是崇拜。他教我们学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深。他首先伴着琴声演唱了一遍，那优美的旋律顿时吸引了了我们。接着他给我们讲解了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飘来凉爽的风----”他声情并茂的为我们展开了一副美丽的画面，感染了我们的情绪，激发着我们的感情，让我们陶醉满怀憧憬。要知道那时的张店还没有自然的或人工的湖，那游船、划船等我们只是在电影中见过，如同水中的月亮一般。自那时，在绿荫环绕的湖中荡波划船始终成为我脑海中一副唯美的画面，成了我多年的梦想。文革期间，王曰亭老师因是“臭老九”和校教务处主任受到了批斗，厂里贴出来“打到政治扒手王曰亭”的大字报对他进行攻击。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自然也不甘落后，王曰亭老师成为我们“造反”的对象之一，经常开批判会，将他和一些有所谓这样那样“问题”的校领导和老师一起批斗。因为他鼻梁挺拔高大，给我们上课时，我们就敲着课桌和铅笔盒等，肆无忌惮的唱着“大鼻子啷当啷当啷当啷----”而那时候的老师们却是敢怒不敢言，陪着笑脸，忍声吞气，完全失去了教师的尊严。现在想起那时是多么的无知和荒唐。

小学老师中给我们留下深刻记忆的还有王学峰和郭洪翠两位老师。王学峰老师脾气大，易发怒，眼睛一瞪，桌子一拍，一声吼，正在调皮的学生立马老老实实了。扇耳光是他惩罚学生常用的手段，倒也真能把一些调皮蛋镇唬住，很多学生是惧怕他的。我小时候很调皮，上课小动作多，有一次就被他揪着耳朵提溜出教室并扇了二个耳光，还罚站了很长的时间。当然，他的耳光是有分寸的，下手并不重。我们并不恨他，反而觉得是为我们好。王学峰老师秉承“严师出高徒”，严厉严肃，很少表扬学生，而我却非常“荣幸”的受到过王老师的一次表扬。记得有一次，同学们打扫卫生时捡到了一小块面饼，只有一分硬币大小，王老师在课堂上讲到这块面饼是宝贵的粮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能浪费并鼓励学生将这块面饼吃了。同学们面面相视，没有人响应。在老师的再三鼓励下，我举起了手，将这块饼吃下，受到了王老师的大力表扬，让我飘然了好几天。王学峰老师后来调回到老家工作，几十年再也没有见面。我们却始终惦记着他，时时的提起他议起他。郭洪翠老师名字虽然偏女性，可是一名男老师。郭老师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张店农药厂技校当老师，属科班出身，农药厂子弟学校建立后，他调来成为我们的老师，很有专业水平。他脾气好，教学认真细心，不耐其烦，和蔼可亲，同学们和他很亲近。有时他也惩罚学生，不过他惩教学生的方法很特殊，不紧不慢、笑里藏刀，似温水煮青蛙。比如他把食指指定为语文，把中指指定为数学，将无名指指定为纪律等，当你那项出了问题，他就找你谈心，细语笑谈中，他会把你的手指内弯着捏摁（比如如果数学没考好就捏摁你的中指），一边捏摁一边问你知道和记住那项出问题了，以后还犯不犯类似的错误等等。这种捏摁虽不是疼痛钻心，也会让你咧嘴皱眉的。不过效果倒也显著，让我们有了记性，班上的纪律好了，学习的成绩提高了。郭老师的爱人在农村，退休后他回到老家居住，也是多年不见了，身体虽然不是很好还健在着。

过去，我一直不太明白，我们的这几位小学男老师王曰亭、王学峰、郭洪翠、翟顺续等，个个长得帅气，又有文化，他们的爱人怎么都是农村户口？后来我看了翟顺续老师写的自传《淄水长歌》有了了解。那个时代老师地位很低，社会上的人们看不起这些拿粉笔头的教书匠。他们工资低（月工资29元）、粮食定量低（那时粮食是有定量的，老师不属于体力劳动职业，故定量低于工人）、社会地位低。当时有这样的流传：“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那时城里的女孩子找对象的次序是：一工（工人）、二干（干部）、三教员，说啥不嫁庄稼汉。我们这些有文化且帅气的男老师们，城里的姑娘看不上，只好在农村（一般是在老家）讨老婆了。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老师们没有放弃他们的教师工作，任劳任怨、安心工作、甘做人梯、教书育人，真是令人可敬。现在，国家日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老师的地位和待遇与日不同，不断提高。世事变迁，现今，老师已成了一项最受尊敬的职业。

到了四、五年级，教我们数学的是梅咏兹老师。他个子不高，白白净净，笑起来腮上有酒窝，戴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骨头里带着教书先生的气质。他的数学课讲的深入简出，通俗易懂。至今同学们忆起仍赞口不绝。那时，珠算是主要课程之一，教课用的大算盘有一米多长、半米多宽，每根柱子上带毛毛，便于稳固算盘珠。大算盘挂起来很高，梅老师个头不高，经常踮起脚尖，拨动算盘珠给我们讲课，教我们学会了打算盘。梅老师素养好，人品好，很受学生敬重。记得有一年，农药厂发生了一次重大安全事故，有几个工人被黄磷烧伤。抢救中急需血浆还要进行植皮手术，厂里发出动员，号召职工献血、献皮。梅老师积极报名去献血献皮（是献的血还是献的皮记不清了），他的形象在我们眼中立马高大起来，觉得他就是英雄。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是教我们时间最长最受我们尊敬的老师。

记忆中的小学老师还有许淑贞、曹玉凤、曲秀珍、翟顺续等。还有一位住在原洪沟路铁路宿舍的女老师姓王，身体不好，长期休假在家，记得那时我们常去她家看望她。因篇幅所限，这些老师只得匆匆而过了。然而他们给我们的教诲却是永留在心中的。

1968年，农药厂子弟学校批准设立初中班，我们上了初中，是农药厂子弟学校第一批初中生。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虽然已结束了停课和大串联等，学校复了课，但教育秩序还没有完全恢复，上课并不正常，课堂秩序混乱，也没有规范的课本。老师们成了“臭老九”，有的辞职，有的调走。留下的老师也不安心，应付公事，得过且过。教化学课的是李昌义老师，他在教台上讲课，我们则在课堂上打闹。李老师仰着头眼睛盯着前上方讲课（不忍目睹课堂的混乱秩序），不管课堂秩序多乱，学生们听不听课，他只管讲，讲到下课铃响，拿起讲义本就走。给我们布置的作业，基本也不做。二年的初中学习，我的化学知识几乎为零。这给我以后进入张店化工厂工作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没学好化学是我最后悔的一件事。教语文的老师一时稀缺，厂里从职工中找了老师来教课，经常的轮换。记得有一位老师姓肖，是青岛人，青岛口音很重，脾气也火爆，经常的发火。他用青岛话讲课：“推门一看，啊！伟大的雪啊！----”课后成了我们模仿青岛话的示范。肖老师教课时间很短，不久又调走了，大概是被我们气走的吧。在这些初中老师中，我最感激的是教数学课的于赐肴老师。他是从厂里财务科选调过来的，高高的个子，数学课讲得非常好。刚上初中课时，课本还没有，于老师将他上学时保留下来的笔记整理后，给我们讲课。开初，几次被我们气的大发雷霆。他苦心婆说的告诫我们不要浪费了光阴，不好好学习，将来会后悔的。他讲的课生动有趣，又由于数学的深奥，渐渐吸引了我们，数学成了我们最喜爱的课，认真听课，按时做作业。什么有理数、因式分解、一元一次方程、二元一次方程、勾股定理等等初中的数学知识，我们坚持学了下来，是我们初中阶段唯一一门基本完成学业的学科。这为我后来的“电视高中学习”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奠定了基础。依靠着这点底子，使我通过不断的自学先后取得了“电视高中毕业证书”和“全国自学考试（统计专业）大专学历。”所以我非常感激在当时教育那样不被重视和混乱的情况下，于老师在数学教课上给我的引导。在初中的老师中，唯有他给我留下的记忆是最深的。当然，一日为师终身为师，我们不会忘了在这个阶段教过我们课的语文王曰亭、肖老师（忘记名字了）、教化学课的李昌义老师、体育课的李爱艺、刘振来、孙信义等老师，还有于良木、薛教德、杨慧丽和张相仁老师等。虽然其中一些老师并没有给我们面对面的教过课，也为我们操了不少心，为学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和付出。就说张相仁老师吧，他是农药厂技校学生，只比我们大几岁，和我们在一起就像个孩子头。那时，初中学生要到农村参加劳动、体验生活（每次大约七、八天时间）。张老师和杨慧丽老师带我们到石桥公社下乡，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张老师和我们二十多名男生住在一起，每天晚上，张老师和我们在用玉米结铺的地铺上，打打闹闹，连滚带爬，又唱又跳，十分热闹。所以，张老师虽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我们依旧把他作为我们的老师和兄长。张老师现在是淄博花灯协会会长，花灯制作传承人之一。我们企业制作花灯，多次请张老师给与指导。前不久，张老师从其网友群里看到了我写的《我的母校》这篇文章，写下了这样的留言：“《我的母校》作者韩卫东，在五十年前就认识了他（当时我是农药厂子弟学校小学教师）他给我的印象是调皮、活泼、机灵，时常做出一些引人发笑的语言和动作，而不使人烦感。年龄虽小，在同学之间威信较高。后来，由于自身努力，在东大化工担任领导职务，为东大化工兴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退休后仍旧是同学们最信任的活动组织者。”这褒奖与评价让我很是感动。

二年的初中学习很快就结束了。由于文革的影响，实际上只能说是把初中学业混了下来。说我们是初中生吧，初中的知识我们并没有学了多少。说我们不是初中生吧，我们确确实实的是上了初中。于是“带帽初中生”成了我们这代人特有的一种称谓。遗憾的是，初中的时代，正是文革期间，师生的关系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师，一定会为没有能尽职尽责教育学生而遗憾，我们更会为那时的无知和荒唐、年华虚度而后悔。

老师对待学生，如同父母待孩子一般，最大的心愿是能健康成长，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能为国家建设贡献才能和力量。我们离别学校告别老师后，有的参加工作，有的入伍当兵，有的继续学习深造，更有的成为企业家、国家干部、高职称人才等。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建设国家奉献祖国直至退休。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人生，没有辜负老师的教诲和培养，没有给老师丢脸。我想这一定是老师最欣慰最自豪的吧！

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我写的《我的老师》，只是我学生时代的点滴记忆。这些记忆是那样的美好，终身留存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永远不会消失----

有缘的荒草

我的老师，是对童年的回忆，韩老师描写细腻，心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表达了对老师的那份亲情与真爱！恩师伟大，桃李满天下！回味无穷！

淄水金山黄丰年

韩老师的佳作，叙事具体，描写细腻，生动的表现了每位老师的个性特征以及教学风格。问好韩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