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诗歌”VS“文化肺炎”

文坛

“抗疫诗歌”VS“文化肺炎”
四川 易旭东

“灾”，因天道无常惊险不断谓之灾。

“难”，于大害中顽强不屈，窥见希望而谓之难。

今年的春节，仿佛回到老子的“小国寡民”世界：“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春节新民俗，史无前例。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文艺“战疫”，悄然打响。

各种各样的征文、比赛，此起彼伏，风起云涌。

“抗疫诗歌”，铺天盖地。

文艺创作出现“井喷”状态，指日可待。

“山雨欲来”。文艺复兴“感觉”要不期而至？

01 只有“诗人”，没有“情怀”

“文艺灾腔”说人话，从“5.12”地震以来，已成共识。

那种将“灾难诗意化”的“灾腔”，越来越被大众排斥。

在每个醒来的清晨，相信天还是蓝的，在每个崩裂的时刻，相信正义的聚集，在每个反转的时刻，相信价值的坚定。需要情感的浓度，需要思想的历练，需要质量，更需要“人的味道”。

内核是思想，一切技巧，都为解构真实。

文艺的作用多样，大众情感需求多样。失去对生命的尊重、对真实的敬畏，“闭门造车”，注定是方便面、大白菜，甚至就是“抗疫战争”中繁衍出的新型“文化肺炎”。

“抗疫”需要“驰援”，需要加油鼓劲、宣传普及。

也需要冷静思索，留下史诗。

灾难让人悲痛，让人充满无力感、恐惧感、愤怒感。

每次灾难，都会冒出一些“借灾演媚态”的文学奇葩。

奇葩出现，众矢之的。

“抗疫诗歌”。一首名为《“感谢”你，冠状病毒君》的诗作写道：“——我要感谢你，冠状君，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一种甘露叫众志成城……”恕难摘录更多。

无论采用何种修辞手段，博人眼球的标题与内容，枉称为诗。

诗人应该是手擎思想的火炬，善于运用本民族的语言，令人产生共鸣者。

既无才华，更无真情，败坏诗风。

伤害诗的尊严、如匕首直插大众对文艺的信心。

瘟疫可怕，瘟疫刺激下繁衍出的新型“文化肺炎”，造成的“二次伤害”更可怕。

“文艺灾腔”。看不到对受害者的悲悯与同情，有的只是空洞的抒情，诗来词去，用一堆滥俗的意象，堆砌“感动”“情怀”，用虽有气势，却没有真情实感的排比句，硬凑“赞歌”。

不顾被赞美者与疫区大众的恐惧、悲痛，用抽象的大词、宏大的叙事，遮盖个体心力憔悴、痛不欲生的悲伤，用救灾的局部真实，将灾难诗意化、浪漫化。颇为诗意，却空洞无物。

不是面向灾难，而是借灾难刷存在感。

甚至，把疫区的灾难，当成营销自身的机会。

只有“文学”，没有“人文”。

只有“诗人”，没有“情怀”。

还有一些“文艺灾腔”的“雅玩”，完全是“集体无意识”。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

“抗疫作品”，不是展示诗歌大省的关怀、悲悯，反而凸显出某些人的诗性缺失与、文化苍白，热衷在灾难中、后，写各种“抗疫诗歌”，自被让人痛斥“国家不幸，诗家可怜”。

看过那些充满“文艺灾腔”的诗文后，更对那种渲染感动、掩饰悲情的空洞“歌颂”，充满抵触，加上“5.12”那种“逆火而行”的“牺牲”题材的诗词，我们已经被感动过了12年……

身处疫区，一直在隔离的武汉著名女作家池莉，忧虑、悲伤：“更可怕的是，人们一边自我破坏着隔离，还一边还以爱的名义、情的借口，大肆地泛滥爱与情。一时间，无数人，通过微信、抖音、微博，发表无数条煽情文字”，“目睹这样许多向大众示爱的表情与表现，自以为聪明到连隔离都没搞懂的人在网络上舞文弄墨煽情，我只有满目凄凉哭无泪，月光如水照缁衣”。

“爱与情，都是好东西，然而绝对不可以滥用，尤其此时此刻”。

“隔离就是战争！战争必须让愚蠢无知廉价的爱与情走开”！

忍无可忍。四川作家聂作平，在《一不小心，疫诗就榨出了文人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中，大声疾呼作家、诗人：“哪怕你是一只歌喉婉转的夜莺，在人间的大悲大苦面前，也请闭上唱惯了小夜曲的鸟嘴；如果不能替沉默的苍生写下他们的疲惫，哀愁，坚持和希望，任何文字都是苍白的，任何文人也都是可笑的。”

最后，还是忍不住爆粗：“否则，你读书万卷，还不如他妈一个文盲。”

多一些真诚，少一点应景。

光喊加油、光有歌颂，肯定不行，作品不仅容易流于单薄和肤浅，也缺乏足够的感染力、震撼力，还应有自觉、必要的追问、唤醒和反思。

在面对灾难，以及其他社会性问题时，既要有肯定，也要有批判，特别对疫情各个环节中所暴露出的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创作上要敢于触碰，敢于质疑，敢于揭露，敢于表现。

守候生命安全，考量现代文明。

唯有如此，“抗疫诗歌”才会建构得更加全面、立体、丰富。

02 守候生命安全，考量现代文明

文化精英仍多在体制内，但在加速官员化。

熟人社会，“小共同体”。

“圈子文化”。存在荣誉高于生命，身份评价高于生命。

相当多的作家、诗人，已经在“体制内”级别的“排位”里、浅薄的官场亚文化的渗透中，丧失了人格、个性，变得官员化、商贾化与功利化，精神因猥琐而倒下，没有了神圣、崇高。

他们本身手持文化权力，控制文化资源，有意无意的“模范带头”下，太多的文化人，都想得到体面、尊重和崇高，但又不愿付出必须的劳动，懒惰竟然成为一个时代普遍的权利幻觉。

从“文艺灾腔”，到“文化肺炎”。

不可原谅的堕落。

形式上的“过失”情有可原，思想上的“扭曲”难平愤怒。

难以忍受，“权力媚语”。

冷血无情，厚颜无耻，不惜对生命尊严进行轻佻亵渎。最让人不齿，当属“5.12”地震后那位“鬼魂派”诗人，不惜以“纵做鬼，也幸福”来为死难者代言，媚权无尺度，人性无底线。

阿谀献媚之诗，权力投机使然。

现实中，“权力媚语”派作家、诗人，成批量存在。

“文艺灾腔”中，并非其衷之情、有感而发的“雨露滋润”“精神歌颂”，凸显的是文化精英失去用人话表达悲伤的能力、灾难表达的话语贫乏、思维偷懒和情感枯竭，失去对生命的敬畏、灾难的真诚悲痛，没有对何以发生灾难的追问，对灾难带来伤害的悲悯同情，把一堆很“正能量”的大词、大事堆在一起，继而，堆砌力量、阳光、前行、激情、坚持、喝彩、勇气、温暖、祝福，成了一场消费灾难、表演悲伤文学竞赛，带着某种利益追求的“即兴表演”。

忘记初心。颠倒顺序。

“权力媚语”。对上逢迎、对民“以红布蒙住双眼”。

在作家、诗人身上，重新发现久违的“大秘气”。

做官无技巧。最好的技巧，不忘初心、拒绝技巧。

一些诗人写的“权力媚语”，低级、恶俗。

文联主席写诗惹众怒，老作家撰文怒斥。

中国作协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汤世杰，当即发表一篇《我的愤怒无可名状——关于陈衍强《仰望天空》一诗的严正声明》的文章，对其进行怒斥。

汤世杰这篇声明称，“陈衍强的一首所谓《仰望天空》，竟然打破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底线！”“而陈衍强不仅写了，还写得如此恶劣，如此肆无忌惮，公然拿同胞的灾难恶意调侃，在伤口上撒盐！无论他怎么辩解，说那只是一个反讽，都是无力的，无济于事的。他已以他的丧尽天良，把他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证实了他至少已是昭通的败类，云南的败类，也是中国人的败类，只差一步，就无异于当年的纳粹分子了！”“陈衍强冒犯的不仅仅是湖北人、武汉人，而是中国的十四亿人！”“他已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人性，离禽兽已不太远！这样的人，还能做一个县的文联主席吗？还能做一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吗？”

面对灾难时产生感情共鸣。

读者的情感触角敏感，特别在灾难期间，触角更为敏感。

一看便知。表达真情实感，还是表演悲伤，动情、矫情，甚至僵硬地煽情。

没人排斥救灾的感动，如用整齐划一的感动，遮盖其他情感，将感动变成没有节制、甩脱灾难悲悯的“小清新”抒情，本来高尚的情感，就已被异化，变灾难为歌颂，变坏事为庆功。

推掉追责的最好办法。

“文化肺炎”的“二次伤害”。

从隔离“武汉”，到隔离“湖北”。

体现社会生活、政府官员的文明程度、管理能力。

“责任主义”，先于英雄主义。

武汉出来了500万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把武汉人当作仇人，骂武汉人是祸害，骂武汉人不要命，也让别人没命。只要有新闻称哪里又有武汉人，一群网友就开始骂“没事瞎跑的垃圾”。

双面生动呈现，发人深省。

一面。从1号通告的“ 封城”，到9号通告的“禁足”，有商家坐地起价，昧着良心发起“疫情财”；更有人居心叵测，制造散布各种谣言；河南、湖南挖路等“硬核做法”，与各地“因地制宜”的粗暴“隔绝”……

一面。一批在离汉通道关闭前出行的旅行者，航线被迫取消、更改，滞留在全国各地，却被很多酒店拒之门外，过年也只能住帐篷或流落街头；还有很多关于武汉人乱跑在网上传播……

“互害域场”。烦燥的媒体鼓噪一时，把“歧视”武汉人，轻松嫁接在“尊重生命”上，让卑微的“人人自保”的劣根性，披上一层的美丽外衣，看一看那些挂在小区、村落的“硬核标语”，至今人们还在“赞叹不已”“频频叫好”……

感同身受。文化也遭遇创伤。

瘟疫之中、普通民众、作家诗人，直接体现人性与兽性的比例……

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

面对人类社会可知的东西，我们可能还能保持一点“不改色”。

面对人类根本不知，说“不改色”，只能用无知者无畏比喻。

无论是疾控学者，还是红十字会，人性在灾难面前，不堪一击。

03 诗歌没有原罪，灾难需要记忆

生与死，恐惧与轻松，从来都是瞬息间的变化。

比起死亡，活着是更加艰难的事情。

瘟疫把“真相”提到桌面。

戳破了多年的治理给很多人积攒的盛世幻觉，各级官员突发公共危机处理能力，社会医疗资源供应能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信息传播机制，普通民众的知情能力，引以为荣的技术进步对改善民生问题的意义……是不是围绕“真相机制”在设计、执行？

突发公共危机处理能力，医疗资源供应能力，信息传播机制，民众的知情能力，民间自组织的空间，引以为荣的技术进步对改善民生问题的意义，原来这一切的泡沫是那么大。

多难兴邦，容忍、麻木、视而不见，于国于民都是灾难。

诗歌没有原罪，灾难需要记忆。

内核一定是思想，技巧是为解构事实。

用诗歌记述灾难，不需要“权力媚语”“自我感动”，不需要“感谢你无数次游过那么悲伤的水域”这类造作抒情，不需要那种带着情绪冲动，失去文艺底色的“愤怒谩骂”。

灾难，让人痛苦。

痛苦，不应变成工具。

在僵立板结社会中，文艺人不应成为迷茫的个体，不论是蕴蓄公共意识，推动社会重建，还是集聚社会力量，寻求自我实现，都需要慌乱、寂寞的文艺人早一点醒过来，动起来。

群体中的个人，极易受刺激因素的影响，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与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不惜失去人格。

感性泛滥，理性思考日益缺位。

社会戾气反映在诗文中，就是浅薄化、情绪化、污名化和妖魔化。

官场进行“治庸治懒治散”，来铲除看得见的特权。

“文艺灾腔”，漠视个体生命之殇的“权力媚语”，那会有真实、真诚？祛除“文化肺炎”的土壤，需要修复人文精神谱系、价值伦理，形成共同的信仰，这是一个价值观系统工程。

守望人性，守护真实。

追寻价值正当，传递温暖力量。不要再试图请“挖眼泪”，在追寻真相中，表达真情，深挖价值，避免“权力媚语”成为“文化肺炎”，才会表现得更加深刻、有力，也更具现实意义。

为众人抱薪者，必为人民所铭记。

湖北作家方方风骨铮铮，卓而不凡，话不重却如同振聋发聩。

为作家、诗人找到了久违的坐标！

骨气、尊严、脊梁，粉饰成不了强国。

“文艺灾腔”，无法拂去创伤。

灾难需要用调查、追责告慰国人，安抚民心。

每年，都有欢乐和哀伤。这时代的宏阔与巨变中，什么又是从来不变的恒常。坚守者深知，无论媒体传播格局如何改变，文化舆论场如何喧嚣，真相与正义都是是社会需求不变的恒常。

每次悲喜，都是时代的怦然心动。

不变的恒常。每次怦然心动，都是因为，我们心底怀有正义、良知……

政治家坚守恒常，好的机制就会出现；企业家坚守恒常，就会扩展人类的自由与富足；文化人坚守恒常，社会就会更积极向善的力量；每一个人都坚守恒常，就能走出“互害”域场。

面对灾难，面对隔离，人们只有进行冷静理性的表达，才能更加接近真实，追踪真相。也只有在真实基础上，在痛定思痛的基础上，抒情才不会是滥情，愤怒才不会是冲动。

灾难艺术意义深度的拓展与美学品格的提升。

深思新时期中国国家话语转型建构的思想文化语境，人性、命运、神秘与文本之维。

克服灾难艺术表征危机的创作前提。

瘟疫中，中国重新站在“子鼠”之口。

诈力，还是天道？

丛林，还是规则？

愿文艺创作者们，用真心抒写真情，深入人类的苦难和灵魂，留下入木三分的历史笔迹，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创作，书写和记录现实生活，感触国运与时代变化，为祖国和人民鼓与呼，播撒真善美的种子。

作者简介：易旭东，1986年前写小说，1986年后做新闻。多家报纸任副总编，出版、经营“两手抓”。近50篇作品获地方到中央的各种奖项，发表了近400多万字的“纪实”作品。不忘初心，从新闻“回归”到文学。2012年辞职，闭门读史，跨文体、非虚构“纪实”历史。2019年10月“再现江湖”。现为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

来源：“崇州君伙库”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