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象乾：戎马倥偬写就传奇人生（一）

包泉敏

桓台 包泉敏

明朝中后期，山东地区望族迭起，其中，济南府新城县（今山东省桓台县）王氏家族在整个明末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被誉为“齐鲁望族”。

新城王氏家族起自佣作，从三世起方濡染书香，始肇文脉。到四世族中考取了第一位进士，始跻身名门望族之列，继而科甲蝉联、簪缨不绝。至第五、六世逐渐发展到鼎盛时期。特别是第六世，叔伯兄弟中共有19人考取了功名，其中出了9位进士。在整个家族中官职最高、政治影响最大的王象乾，便是其中的一位。

一座牌坊，见证一个家族的荣光

走进山东省桓台县新城镇城南村，人们的目光往往会被一座巍然耸立的牌坊所吸引。这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古老牌坊，人称“四世宫保”坊，有着“华夏第一砖坊”之誉，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世宫保”坊正是明万历皇帝为表彰保卫国家且战功赫赫的王象乾而敕建。

王象乾（1546—1630），字子廓，号霁宇。于 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后，历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五朝。从初授闻喜知县到两度总督蓟辽，一度任兵部尚书兼吏部尚书，再至83岁重新披挂上阵，王象韩在外戍边时，着力巩固边防，解决边疆危机；在内辅政时，积极举荐人才，不断革新弊政，忠勤报国，戎马倥偬一生，为明王朝立下了卓著功绩。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万历皇帝为褒奖王象乾，敕令在其家乡新城镇建牌坊一座，同时追封其上三代，即曾祖王麟、祖父王重光、父亲王之垣为“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共四世，故称“四世宫保”坊。

“四世宫保”坊为南北向，砖石结构，呈中间高左右低的宫殿式。面阔9．2米，进深3．33米，高15米，大小三个拱门，门洞两侧有石狮8个。拱门、楹柱等上雕有飞禽走兽、山水花卉。中间大拱门之上嵌有上、下两块横幅石匾，下为叙功匾，镌刻着王氏祖孙四代名讳、职衔和诰赠。叙功匾以上之匾额镌有“四世宫保”四个大字，字体工整，笔力遒劲，相传为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书写。牌坊顶部飞檐斗拱，瓦当严整，四角杵头兽面，唇吻耸起，悬吊着铁马风铃。

虽历经近400年风雨沧桑，此坊依然巍然屹立。宏伟壮丽的外观，底蕴深厚的内涵，吸引着无数游人。尤其是那“叮当”作响的风铃声，穿越了几个世纪的时空，仍在不时撞击着人们的耳鼓。不绝的声响，似在向人们娓娓地述说着新城王氏家族当年的荣耀，以及本文主人公王象乾戎马倥偬、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有勇有谋，恩威并施治九边

良好的家族教育和科宦之家的熏陶，使王象乾的科举之路走得平稳而顺利：25岁进士及第出仕后，他初授闻喜县令，任内兴修水利，秉持正义，受到朝廷充分认可，调回兵部任职，从主事到员外郞再到郞中。万历十一年（1583），外调保定知府。任内，他留心民生，积极赈灾，“躬俭朴，作养人才，多所成就”，不久被调为河南副使。万历十七年（1589），再迁山西右参政，负责把守口北道（属今河北省)，道衙驻宣（化）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王象乾就开始了漫长的戍边生涯，期间，他处理了很多棘手问题，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有明一代，北疆民族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央王朝，到了后期边疆形势和民族问题更加严峻，为防范西、北少数民族入侵，明朝设置了九边防御系统。所谓九边，又称九镇，是明朝弘治年间在北部边境沿长城防线陆续设立的九个军事重镇，指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嘉靖年间明廷于北京西北增设了昌平镇和真保镇，万历年间又从蓟州镇分出山海镇，从固原镇分出临洮镇。九边重镇是明朝同蒙古残余势力防御作战的重要战线。其中，宣府是最重要的一环，其东临蓟州靠近京师，西接大同，处于保护京畿，防御西、北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诸部进犯的重要堡垒，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宣府当时还是一个重要的互市贸易场所。

明朝自“隆庆议和”与蒙古顺义王俺答汗达成封王、通贡和互市协议后，西、北边境以俺答为首的部分蒙古部落与明朝处于相对和平状态，但其他蒙古部落如哈剌慎、老拔都等却嫌给的赏银少，时叛时降，经常袭扰边境。针对这一现象，王象乾决计采取震慑措施。

万历十九年（1591），互市开市期间（通常为夏秋之季），王象乾邀请各部落首领聚到搭建好的“市台”上，自己身穿盔甲战袍、佩戴战刀稳坐台上，与这些部落首领展开“舌战”。整个博弈过程《皇明经世文编》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适屇市期，大虏飚集，恫喝如故。公露冕肘刃，坐市台上，呼前诸酋面谕：‘今有旨切责疆吏，毋滋尔横索。我来更定约束，酋如奉命而盟，我则为政。’酋愤起，咄咄谇：‘那颜安得是语？穹庐千帐，投鞬与汉堞平，可使退乎？’公厉声曰：‘酋众何可诧也！虏中事我尽知之！今市隧之傍，有镪如雪，有币如云，听我则皆尔故物，不则我且闭关绝尔，而以此募诸瓯脱杂夷，与尔为难，尔亦安得宴然？何可诧众也？’酋闻色动，则呼众环公而请……公故示不测。喜则分食啖之，怒则叱咤。坐而控弦，悬鹄二，百武外应声命中，酋惊服，以为神。市去镇二舍而遥，公晨坐堂皇，暮挟二健儿疾驰，平明又在市台。虏嚄唶语曰：‘中国殆欲绝我，不则何用如此人典关。而日摩厉以湏为，不亟唯唯，汉物非我有矣。’遂从公盟。”

通过这段描述，足以看出王象乾是个智勇双全的人物，他以过人的胆识和智慧一下子就震慑住了这些骄横跋扈、屡屡寻畔滋事的部落首领，并且为朝廷节省了一大笔抚款。其举动得到上司赏识，万历二十二年（1594），宣大总督萧大亨、巡抚王世扬在奏疏中为王象乾请功：“臣查核口北道布政王象乾极力减载，虏亦勉从，三年间节省钱粮八万四千有奇，使市赏有额而虏酋无哗，非真正边才不能当，破格大用，部请纪录象乾功。”不久，王象乾迁宣府巡抚兼督察院右副督御史，成为封疆大吏，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调离，戍边13载。

从山西右参政、布政使到宣府巡抚，王象乾成功裁减了给蒙古部落的赏银，恩威并施羁縻蒙古各部落，同时也赢得了沿边蒙古部落首领的尊重，并被蒙古部落首领称为“那颜”。“那颜”是成吉思汗创立的官名，地位十分尊贵，王象乾能得到这个称号，可见蒙古人对他的尊敬和友善。于此同时，为防患于未然，王象乾派人不断加固边塞军事工事，挖掘了一条长100多里的沟壑，修缮了城墙，还增加了武器装备和士兵军需物资的供应，并经常改善军队膳食，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正是得益于王象乾的足智多谋以及修战备、固边防等诸多策略，其所坚守的宣府辖区十几年来一直保持着和平安定的局面，“以劳定国，而贻边疆数十世之安”。《新城县志》上曾记载“象乾任，则边衅宁；象乾离，则边衅起”；蒲松龄《聊斋志异·王司马》一文更是将其描述得多谋善断、神勇无比。

力争水西，一封奏疏彰大义

无论是北上戍边，还是南下平叛，王象乾都尽职尽责，有胆识讲谋略，特别是在力争水西地界这件事情上，表现出其卓越的军事战略眼光。

万历二十九年（1601），王象乾离开了他经营了十几年的宣府，迁兵部左侍郎，总督川、湖、贵州军务，由北方重镇调往大西南处理“播州之役“的善后事务。播州在今贵州省遵义市，当时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刚刚被平定，但其余部仍有小乱，社会秩序亟待整治。在大量的善后工作中，水西地界的归属问题最为突出。

水西位于今贵州西北部，地处川、滇、黔三省之交，与播州接壤，杨应龙叛乱时，曾侵占了乌江以北六百余里肥沃的土地，叛乱平定后，参与平叛的水西宣蔚安疆臣对这块土地垂涎三尺，想据为己有。但在划定疆界时，朝中出现分歧，以王象乾为首的部分官员力主将这六百余里土地归于朝廷，坚决反对划给安氏；但以贵州巡抚郭子章为首的部分大臣则主张将此地划归在平叛中有功的水西安氏。双方争执不下之际，王象乾绘制了一幅《乌江图》上报朝廷，并附一封700余字的奏疏给皇帝，申明立场，并坦言：“宁言而受多事之罚”，即使是自己受点委屈，也要尽到使臣责任，上书直谏。

在这封奏疏中，王象乾客观全面地分析了西南土地及赋税对于朝廷管理这些地区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了这六百里土地重要的地理位置、战略意义，同时，尽数了安疆臣与其弟安尧臣二人在西南地区所做的为朝廷所不知的众多残害百姓、欺君助逆、烧杀掳掠的恶行，力劝朝廷立即采取恩威并用之策，有效挟制安氏，方可标本标治，并引用苏辙“欲用其命，必见其所害；欲其乐从，必见其所利”一语说明：如果朝廷对安氏“用恩太过”“有玩而无畏，有利而无害”，继续姑息纵容，必定会产生无穷后患。

奏章言近旨远，分析到位，有理有据，语气中肯，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老臣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更体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对朝廷的赤胆忠心。但最终，王象乾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所奏最终没被采纳，朝廷不仅将那六百里土地划给了安疆臣，还对安氏加官晋爵。而安氏势力日渐强大，终酿后患，为明天启年间所发生的“奢安之乱”埋下了祸根。

尽管如此，自万历二十九年（1601）总督川、湖、贵州军务的几年间，王象乾恪守职责，依据事情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处理了叛乱之后产生的诸多问题，有效维护了贵州地区的社会秩序。父亲王之垣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病逝于家中，王象乾亦因忙于军务，未能与老父见上最后一面。《新城县志·王之垣传》曾记载了这样一段话：“司马（王象乾）当入蜀，念父老不欲行，又谓曰：‘上方西顾，岂臣子顾家时耶？若当移孝为忠，恋恋菽水，非吾愿也。’既行，数遣人申谕，以故司马尽瘁西事，不敢有岵屺之嗟。之垣虽家居，犹拳拳为国如此。”这段话不仅仅体现了王之垣的忠孝观，也是新城王氏家族一以贯之的家风，在忠效不能两全时，王家人的最终选择还是忠心报国，王象乾自然也不例外。

包泉敏

边关告急，老翁毅然披战袍

万历中后期，北疆边事告急，西、北部的蒙古各部陷入激烈的权利争夺中，犯边之事时有发生，而此时，东北女真的努尔哈赤势力也日渐强大，对京师构成了威胁。万历三十四年（1606），王象乾临危受命，官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到任后，对内，王象乾加强东北边境防御，加强军纪，筹补饷银以安军心；对外，根据实际情况，继续采取以安抚为主的督边方略，但在派出使者对蒙古各部晓以大义，施以赏赐，同时，  采取了雷霆措施对进犯者进行坚决的制裁，采取恩威并施的办法，很快就化解了北疆危机，保持了蓟门前线的和平局面。
万历三十九年（1611），王象乾晋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次年正月，又命其以兵部尚书职回京管理兵部事宜。回京后，王象乾即着手统筹全国的军队调动和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防务建设。到任后，他统筹兼顾，有的放矢，革除旧弊，政绩斐然。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受命兼掌吏部。期间，他上疏推荐了大批人才。尽管王象乾在任上做了大量实事，但在当时党争激烈的情况下，还是引起了诸党攻讦，无奈之下，万历四十二年（1614），“兵部尚书兼掌吏部尚书的王象乾及礼部侍郎孙慎行等愤然辞职，在大明门叩头后径自出城。”（《明实录·神宗实录》）万般无奈之下，王象乾选择了愤然离去。
不料，天启元年，辽东局势日渐恶化，后金五万大军攻占了广宁，之后一路向西打来，京师大震。这时，王象乾再度出现在群臣视野中。年轻的天启帝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解救危局，朝臣们更希望借助王象乾的才能与威望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哪怕是临时缓解。于是，朝廷又起用了王象乾，命其“以故官提督九边军务”。而此时，王象乾已是75岁的老人，须发皆白。
临危受命的王象乾全面分析了战局后，提出具体应对措施：请饷以稳军心，重新部署了防线、特别加强了在山海关一带的防御，抚赏蒙古各部，谋复广宁等。各项措施有序推进，有的顺利有的受阻。但在招抚蒙古各部问题上，王象乾则以自己远播的威名和得当的措施，很快就安抚住了蒙古各部的进犯。之后不久，王象乾再被加官封爵，至少师兼太子太傅。
天启三年（1623），王象乾丁继母忧回籍，临行前，心系国危、对明王朝忠心耿耿的他，给天启帝上了一封近千言的疏奏，客观分析了当前局势，详细阐明了自己多年来所实行的御戎之道及取得的实际效果，希望能对解除朝廷边患之忧有所帮助。
天启七年，边境再燃峰火，已82岁高龄的王象乾再度被起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宣大行边。次年（即崇祯元年）春，北边蒙古察哈尔林丹汗借故又起叛乱，进犯大同。局势危急，朝臣再次力荐王象乾复出。崇祯便令王象乾以原官起用，总督宣（城）、大（同）军务，赴边疆督师，主要负责抚赏事宜。孰不知，此行开启了王象乾人生最后一段守边生涯，同时，也为他辉煌的戎马生涯划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到达前线后，王象乾即派人通知了林丹汗商议款赏事宜，同时，晓谕各边关将领严加戒备。很快，林丹汗部接受了明朝款赏，但由于贪心不足，他很快就变卦了，出尔反尔，依然不停扰边滋事，这使得朝中部分大臣对王象乾所采取的“抚赏”主张产生强烈不满。接下来，持续的“款战之争”以及林丹汗持续不断的扰边行为，使崇祯皇帝不知所措，也使得王象乾身心俱疲，万般无奈之下，他上疏请辞致仕，十余次上疏之后，“帝乃许驰驿回籍，褒谕再赐蟒衣一袭、白金四十两。”至此，这位征战沙场几十年、立下无数战功的五朝老臣，终于永远脱下了战袍。
崇祯三年（1630），85岁的王象乾病逝于家乡新城。崇祯帝闻讯后，赠其“太师”，以表彰其一生功绩。在明朝的官制中，“太师”是大臣中最高的荣誉称号。

正色立朝，忠直之人有厚谊

一个望族交游的层次和广度，往往反映出这个家族的兴盛程度和家族成员的素质、家族文化的底蕴。出身于“齐鲁望族”之家的王象乾，自幼便受到祖父辈“慎交友”的教导，在交游方面不仅谨慎，而且多交忠直之士。
明朝万历年间，内忧外患不断，内有严重的政治危机，外则面临着严峻的边疆危机。朝政也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据史料记载，明末党争从万历中期开始持续到明末，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各党派之间都争论不休，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等诸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在明末党争过程中，新城王氏家族初以家法相约束，力图保持中立，但是政治局势的变幻莫测，正统的家族教育以及清正严明的家风熏陶，使族中入仕官员都有一种肩负国家兴亡的强烈使命感，从而挺身支持东林党，节义所关，不计安危。
关于王象乾在政治上的交游，其从孙王士禛（1634—1711，清初文坛领袖，累官至刑部尚书）曾在《池北偶谈》卷六记载了这样一则史料：“先伯祖霁宇公讳象乾，出入将相六十年，与叶文忠公（向高），沈文端公（鲤）、郭文毅公（正域）辈师友之谊最厚。故小人造《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皆列焉。”这段文字非常清楚地记载了王象乾与著名的东林人士叶向高、沈鲤、郭正域等“师友之谊最厚”。
叶向高（1559－1627），字进卿，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万历中期，党争势成，叶正居相，在对待京察大计（明朝对于官员的考核，京官六年一考，谓之“京察”；外官三年一考，谓之“大计”。考核的结果分四种：称职、平常、不称职、贪污阘（ta）茸，依此四种结果，而有五种不同的处分：称职者升，不称职者降，平常者不升亦不降，而贪污者付法司，阘者罢归。又规定：“计处者不复叙用，定为永制。”）、“三案”之争以及“国本”之争等问题上都支持东林党，后被阉党视为“党魁”。党争成激化之势后，叶见政不可为，遂辞官而去；沈鲤（1531—1615），字仲化，河南归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为王象乾座师。为人刚毅正直,光明磊落。虽未列名东林党人榜，但对东林党人的活动非常支持。沈的文集正集、续集均为王象乾为之校对刊刻；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东林党人。王象乾之父王之垣官湖广时，郭曾为其门生，因而象乾与之交游十分密切。郭为人正色立朝，持论公正，勇于任事，有“清流领袖之目”。
王象乾与叶、沈、郭等人的密切交往，加之其在朝野重要的政治地位及其部分家族成员的东林政治倾向，引得朝中“群小侧目”，“天启中，有造《东林同志录》者，山东遂首象乾云。”
王象乾还与当时的一些名士有交往，如著名文学家汤显祖。两人之间的交往目前尚无详细资料，但汤显祖曾为王象乾撰写的《大司马新城王公祖德赋》并《序》，在汤氏所作赋中极为醒目，由此推定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还有当时著名的书家邢侗、董其昌。邢侗与董其昌书法齐名，人称“南董北邢”，邢侗与王象乾有姻亲关系，而董其昌家族则与新城王氏家族有三代通家之谊。
如上所述，从一县之长到镇守边关的封疆大吏，再到位列九卿，进入国家权力中枢，王象乾经历五朝，仕宦60载，文韬武略，这不仅仅与其所受良好的家族教育有关，也是其勤勉有为，多次临危受命，为国家安危呕心沥血、殚尽竭虑的结果。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虽然，边关的风沙早已将王象乾当年征战的沙场掩埋，但历史的记忆终究还是留了下来：那巍然屹立的“四世宫保”牌坊，仍正以最好的姿态，继续演绎着王象乾的传奇人生，向世人讲述着新城王氏家族辉煌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