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的“布衣交”

包泉敏

    王渔洋（1634—1711），字子真，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是清初诗坛领袖，独创“神韵说”，有“一代正宗”之誉，一生笔耕不缀，著述等身，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为官清廉，累官至刑部尚书，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和信任，被誉为“一代廉吏”。王渔洋以官德立声，以文章立名，被后人誉为“有清一代集诗人、学者、名臣于一身的文化伟人”。纵观其一生，可圈可点之处很多，本文就说说王渔洋的“布衣交”。

    王渔洋一生交游极广，上至皇亲国戚王侯公卿，下至寒门士子、平民布衣，遍及海内。他不仅以诗交友、博采众长，而且礼贤下士，汲引后进，赢得海内士子的倾心赞服。

    王渔洋在扬州期间，“昼了公事，夜接词人”，与文人遗民诗酒唱和，往来酬赠，其中有钱谦益、吴伟业等文坛巨匠和社会名流，更多的是名位不显、坎坷困顿，处于生活底层的布衣寒士，包括艺人、商贩、僧人等。身份地位的悬殊，生活境遇的高下并没有妨碍他们的交往，相反，王渔洋尊重这些布衣寒士的学识和人品，同情他们的境遇，多是主动相访，以诗订交，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留下了许多佚文趣事。

如与邵潜。邵潜字潜夫，明朝诗人，自号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格孤傲怪僻，好骂人，不招人喜欢。晚境孤单，年已八十，穷困潦倒，长期居住于陋室，苦于承担徭役。但王渔洋认为其“所著《友谊录》《循吏传》《印史》诸书，多可传者。”康熙二年（1663），王渔洋有事赴如皋，亲临其蓬门拜访，与其共饮浊酒。当地县令听说后，立刻免去了邵潜的徭役；再如与许天玉。顺治十八年（1661），侨居扬州的福建人许天玉侨过扬州，“以缺资斧来告”。而当时家无余资的王渔洋“适囊无一钱”，其妻张氏见状笑着说：“君勿忧，我为君筹之。”接着摘下腕上手镯交与渔洋。就这样，这只手镯被赠给了许天玉。许天玉感激之余专门作了长诗一首记下这件事情；还有与泰州平民吴嘉纪。吴嘉纪当时生活极度贫困，但酷爱诗歌，曾做《陋轩诗集》，康熙二年（1663），王渔洋时在扬州推官任上，见其诗后，雪夜披读，并欣然为之做序，并派人急驰200里送过去。此举令吴嘉纪感激涕零，买船亲到扬州致谢，二人从此订交。《陋轩诗集》因为有了王渔洋的序，得以广泛流传。

王渔洋的诗名越来越大，官位也不断升迁，直至刑部尚书，成为清初文坛公认盟主，“凡公（王渔洋）所撰著与其所论定，家有其书，户诵其说。得一言之指示，奉为楷模，经一字之品题，推为佳士。”一时间、诗坛新人、文坛后辈到京城求名师指点作品，往往首先拜见王渔洋，如能得到一言片字的褒奖，就会声名鹊起。但官高位显的王渔洋始终没有泯灭自己的儒士本色和诗人气质，一生与文朋诗友保持真诚交往。

吴雯是山西蒲州的一个穷困书生，初到京城时无人理会，备受奚落。后来，他去谒见王渔洋，递上自己的诗稿。王渔洋阅后给予充分肯定，大加赞赏，接着，王渔洋又在不同场合向诗界同仁竭力推荐这位诗友，并当场背诵了吴雯的几首诗，众人听后，大感惊异，于是相继造访这位名不见传的年轻诗人。吴雯参加博学鸿词考试未中，返归故里，王渔洋为他设宴送行。若干年后，吴雯依然感念于这位文坛领袖的盛情，作诗云：“入座宁教樽酒空，论文应忘檐花落。更有渔洋君最亲，我心切切亦斯人。”

王渔洋与蒲松龄的交往，更是300多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蒲松龄比王渔洋小6岁，他科举屡试不第，穷困潦倒，为了生计，只得在一毕姓人家当私塾先生，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渔洋结识了蒲松龄，此后两人便有书信往来。当得知蒲松龄正在写作《聊斋志异》时，王渔洋表现出极大兴趣，不久便认真阅读了书稿，并且“读之，大赏其文笔，题一绝于后。并采十余则入《池北偶谈》，复点志其目，属缮写收藏。”并作《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王渔洋的肯定给背负沉重生活和精神压力的蒲松龄巨大鼓舞。他将王渔洋这首诗题载于《聊斋志异》各种抄本、刊本的卷首或卷末。因为有了王渔洋的赏识和推荐，蒲松龄和他的《聊斋志异》得以广为流传。不仅如此，王渔洋并没有因为自己高居朝堂之上、官高名显而枉自尊大，他不仅屡次致蒲松龄书札，还多次寄赠自己的著作，凡此种种都表明，王渔洋对终身怀才不遇的蒲松龄是非常友好的。

王渔洋与表兄徐夜的交往也非常密切。二人一是遗民诗人，反清志士，一是朝廷高官，清初诗坛领袖，虽然身份地位迥异，但二人的交往却保持了一生。王渔洋不仅与徐夜诗文往来比较频繁，相交颇深，而且，特别关心徐夜的生活。徐夜一生贫困，晚年生活境况更是悲惨，王渔洋经常接济他，还曾经给当地县令去信，“请县官司为草堂十数间，给水田一二顷，免其当户徭役，令得保其志。”虽然这位县令没有执行，但足见渔洋对其的关心。徐夜去世后，王渔洋又为之摭拾遗诗200余首，刻《徐东痴诗》2卷，将其遗作保存下来。如果不是王渔洋的关心，恐怕徐夜诗作早已不存世了。

王渔洋还特别重视民间无名诗人和他们的著作，把所见所闻都随笔记了下来，这在《渔洋诗话》中可以见到。王渔洋所记人物，遍及各行各业，有木工、衣工、担者、僧人、闺秀，甚至还有乞丐等，甚至还有乞丐等，他们凡有一言可采，有一篇之胜，他都给予表扬，或采录其诗，以诗友视之。众多的文学后进或布衣诗人得到了他的提携和熏染，当时的诗集由他评定后刊行问世的有数十种。一大批诗人经过他的推举为大家所熟知。“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者，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为冠以渔洋山人序者。”王渔洋一生为别人的著作了大量的序、跋，以其地位和声望对清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王渔洋的“布衣交”，不只是出于其淳厚的性情，其主要内容和目的还是围绕着文学活动和创作交流，最重要的是，他与诗友从不以身份、地位论交，而以作品好坏评判，充分体现出他风流蕴籍、醇和雅正的文人风骨。像王渔洋这样满腔热情地推举时贤、奖掖后进，在清代文学家中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