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多锦先生与七亩园

王霁良

   “朱多锦，一个响亮的名字，齐鲁诗坛的一颗亮星。2013年1月30日下午2时却陨落了。”这是著名诗歌评论家吴开晋先生的感叹。朱多锦先生离开《山东文学》社诗栏主持岗位不到两年，就快速地走向了衰老，他因心脏病突发和肺衰竭早早离开了我们。倏忽间，他离开我们整十年了，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十年？他晚年亲手创建的济南七亩园文化沙龙，吸引各地市的文友前来交流互动，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七亩园文化沙龙最早的七人成员之一，我有幸和他相处了数个年头，又因参与编辑文学期刊《华夏文坛》，和作为社长的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交往。

   1994年我在《当代散文》做采编时，就认识孙国章、寒烟等一些诗人；四年后到《齐鲁人物》杂志社做副总编辑，同为副总编的李新民对我说他认识《山东文学》社一个写诗的，叫朱多锦，问我是否知道，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的名字。那时我还只是个文艺青年，什么体裁都写，什么都不成功，跟泉城文艺界也有些若即若离。一晃多年，2001年到省台有线频道做栏目，面向社会招聘，把一个写作同行、济阳文体局干部杜心鸣招致麾下，通过他结识了济阳作家张志云，再通过张志云结识了朱多锦、魏东建、慧敏、徐树爱、李曾尧等一干文友。

   朱多锦先生当时已年届六十，只身在济工作十多年，一直租住着房子，他不算是一个开朗的人，平时不苟言笑，这跟他的生活阅历有关，但相处久了，就会感到他对人有一股亲切感。学生时代赶上“文革”，为此受到迫害，别人大学四年毕业分配工作了，还让他在聊城“五七”干校劳动。借调到《山东文学》杂志社后，游走奔波于省城和家乡县城之间，在黄河岸畔，在广袤坚韧的鲁北平原，每个周末像候鸟一样，任自己的想象如天下的浮云。他在七里山小区租住的一室一厅，厨房没一件像样的餐具，没锅没碗，平时都是上街买着吃，为的是能挤出更多读书写作的时间。有为的人的生活是沉闷的，无用的人的经历和命运反倒有趣味，但就人的生命，并不在乎家道丰富，当别人谋求财富时，他在埋头磨练艺术，磨砺思辨之剑，他对文学孜孜以求，甚至忽视了个人的健康。

   普鲁斯特说“志趣是上帝的号召，只有上帝看中的人才有志趣。”后来我们这六七个人，因为常在一起，因为志趣相同，在他和魏东建的提议下，就筹建起了济南七亩园文化沙龙。2008年8月7日，农历七月初七，沙龙正式成立，宗旨为“华夏九州七亩园，世情万象热眼看。中西融汇成大道，文化大千不拘谈。”并召开了主题为“信仰”的第一次座谈会。朱多锦先生信仰基督教，说“七”在《圣经》里是个吉利的数字，现在咱们一人一亩，要辛勤耕耘啊！人类步入21世纪的今天，沙龙成为一种式微的活动，但依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学沙龙。从2008年8月到2010年5月间，七亩园就举办了20次沙龙活动，学术氛围相当浓厚，每期一个议题，轮到谁谈多谈少都得发言，其他人则侧耳静听，多人做着笔记。我们谈“信仰”，谈“历史”、“命运”、“人性”、“灵魂”、“诗歌”，谈“文人的文品与人品”、“做官与为文”、“使命与宿命”、“思考我们的思考”等等，应该说，沙龙在学术上有尖锐性，应了“术业有专攻”那句古话。后来的“中国现代诗形式问题”、“当代诗歌的自觉写作与自在写作”、“诸葛亮文学人物批判”等主题学术研讨会，通过深入探讨，都达到了拨云见日、眼前一亮的效果。不仅如此，沙龙还召开了多次个人作品研讨会，对部分作家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助推作用。

   作为沙龙学委主持，他带给大家的是斧刃一样锋利有力的思想，对我们这些人的思想有着强烈的影响。在谈“使命”主题时，他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使命，都是务虚、务利、务名。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动不动就进行人肉炸弹袭击，这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傻瓜！但那是他们的使命。”在谈“做官与为文”时，他批评说“幻想两条腿走路的官员，能写成气候的少之又少。你做官可能政治上成熟，是个专业人才，但不可能同时也是为文的专家，没那样的好事，或者说有那样的好事都让你占了的很少。那些在任时写得不亦乐乎，一离任就撩笔清闲去了的，都不是真正的文人。”作为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谈“文品与人品”时，他说有德者必有言，文品与人品有一定的同源性和一致性。当时我还有些异议的，现在也渐渐理解了。

   朱多锦先生要大家做谦谦君子，认为一个人的个性该像岩石那样坚固，不要过于追求实利，要有精神上的安宁。他对七亩园寄予厚望，“七亩园会出人才，和七亩园有交往的人，将来也可能会有成就。我有好多希望寄托在大家身上。前清时济南就有‘秋柳诗社’这样的文化沙龙，咱们济南七亩园也会载入史册，也会形成一个气候，会影响到很多人！”随着沙龙声名远播，泗水苏富宽，泰安张茂田，肥城黄秀峰、王德席，宁阳赵振然，齐河张庆岭、华锋，都先后远道而来参加活动。六年不曾间断的沙龙，陪伴了朱多锦先生的晚年，对长期参与的诸位文朋诗友，也是一种锤炼。在他看来，文学，几乎没有老师，都是一个悟的进程。其本身关注的从来都是个性、个人命运和人性的问题，是通过个别来反映一般的，一到文学成了工具，个性和个体便不见了，所以也就失去了文学本身。他认为灵魂是创作之源，如果你是一个纯唯物主义者，创作上没有情感笼罩，那你什么也写不出来。写诗的人，要在盐水里泡过，在碱水里泡过，在苦水里泡过，才有可能成为一个诗人。他评价沙龙成员王松时说，“王松的诗是流出来的，他爸爸王雷的诗是写出来的。”针对我的诗歌创作，2012年3月的沙龙活动上，他在盘点成员创作成绩时说，“对于霁良，我也不能说他是继承我的衣钵，但他是这个路子，是我这么走的路子，今后要目标专一，别撂挑，休整可以，别间断。”我知道我的诗有待改进，如果先生多活几年，看到七亩园有那么多人加入了省作协和中国作协，拿了那么多的文学奖项，出了那么多的书，会感到非常欣慰。他去世前一个月，沙龙二十多位成员在齐河县城举办活动，会上他告诉大家，出于身体原因今后七亩园的活动交由我主持召开，《华夏文坛》杂志由我出任社长、编辑。他去世后这十多年里，我出面主持了一些沙龙活动，也到威海、淄博等地搞过采风活动，因为年轻才疏学浅，沙龙的形式本身受网络影响也有式微，加之自己孩子多负担大终日忙于职场，后来疏于召集，但我一样怀有朱多锦先生的梦想和不馁之心，那就是一旦情况好转，再把新老成员组织起来，把沙龙红红火火办起来，这也算是初心不改吧。为此我是抱着入世的心态苦修，幻想博得社会上的名气和声望，有那么点号召力，这一半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一半是出于不敢辜负先生重托啊！如果先生不把这些交给我，或者我不接这个棒，那我可能早就心有旁骛了。

   《山东文学》社十多年诗栏编辑的沉淀，朱多锦先生的诗已是山东诗歌界绕不开的一道山梁。他的《妻意》《父亲的高粱》《归来吧，鹰》等诗歌，都是高致的作品，有着抢眼的视觉形象，经得起咀嚼，读来过目难忘，他离世之后集众人之力出版的《朱多锦新世纪诗选》，堪与省内最著名的诗人诗集并列而毫不逊色，他本应是能够举起一部巨著的人，惜乎天未假年。他的诗歌理论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充满思辨色彩。七亩园活动期间，《山东文学》社办了不少创作班和文学大赛，都由他来主讲诗歌，并受邀参加了《岁月》杂志搞的“大庆湿地笔会”，主讲了诗歌美感感应场；在《散文百家》搞的邢台笔会上，又讲了文学创作的三情节：——童年、初恋、宗教。后又远赴西安讲诗歌创作，在山东大学第四届研究生作家班上，他条分缕析，对他注重的三情节进一步演绎，让每个学员受益良多。他身上那种为文学艺术鞠躬尽瘁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倏忽十年，在距离黄河一里远的程官庄油绿的麦田里，先生的坟还那样孤卧着，一个眷恋鲁北这片热土的人，身躯长眠于此。先生虽然走了，但他洞彻的思想、犀利的理论依然新颖如故，至今仍散发着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