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的母校（首发）
张店 大街北平
人们把自己毕业或肄业的学校称为“母校”，如果范围再广深一点，你曾经上学读书的学校便也可称之为“母校”了。
多数的人母校总得有二三个以上的。上小学的学校是母校，读初中、高中的学校是母校，进大学读书那大学校院更是母校了。有的还要读研、读博士，这也许要在不同的学府里深造学习，那“母校”自然是更多了一些。如此说来，一个人的母校的多与少，与其上学读书的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上学时间越长，读书经历越广，母校便越多。而且母校的名气和名望也是极为重要的，往往是人们炫耀和自豪的资本。譬如，那些母校是“北大”、“清华”等国内外知名学府的，说起母校来底气就大得多，自豪感和荣誉感也便自然而生。
而我的母校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张店农药厂职工子弟学校”。从1960年至1970年，从小学到初中，我在这个学校读了十年的书。这也是我人生中唯有的学生生涯。可惜的是我们这唯一的“母校”早已不复存在。十几年前它被合并到了“杏园小学”，结束了它几十年的历史使命，成为了过眼云烟。让人不免有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叹。
“张店农药厂职工子弟学校”是一座厂办学校。随着张店农药厂建立而诞生且随着张店农药厂的衰落而终结。它没有悠久的历史，没有辉煌的成就，也没有这样那样的名气和声望，普通的就像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在改革开放的浪潮、市场经济的竞争中，它被淹没了，退出了历史的舞台，自此“黄鹤一去不复返”。可是我却是一直没有忘却了它且深深的怀念着它。因为它是我人生中唯一的“母校”，是我人生经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的学生生涯，是我的知识摇篮，是我的芳华岁月，是我的青春记载。我又怎能把它忘却得了呢？
“似曾相识燕归来”，打开记忆的闸门，母校的点点滴滴仿佛如昨，过目眼前，即朦胧又清晰----
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中国蒸蒸日上，蓬勃发展，一片欣欣向荣。出于战备需要（朝鲜战争爆发）和产业布局规划，建于解放战争年代（1946年——1952年）的玲珑农药厂（前身是胶东农化研究所1946年——1949年）于1952年开始从青岛搬迁到了张店，是为“张店农药厂”。伴随着1958年大跃进的东风，张店农药厂迎来了快速发展，开始在社会上大量招工，母亲被招工入厂，成了一名张店农药厂职工。刚刚四周岁的我，随着母亲从周村来到了张店农药厂。厂子大了，职工多了，子女也多了起来。孩子们纷纷到了上幼儿园、上学的年龄。那时候的张店很小（城区集中在现今的泰兴大酒店至淄博商厦那一带），有俗语说：“三里曹村五里镇，二里张店不用问。”形象的描述了张店市区之狭小。张店农药厂的厂址就坐落在张店的东郊，远离城区，交通不便（那时没有公交车，家里有自行车的也寥寥无几），孩子们上幼儿园和上学成了问题，许多孩子已经到了上学年龄，却无着落；有的只好到路途遥远的洪沟小学、兴学街小学等学校去上学，极不方便。当时的张店农药厂经过几年快速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农药厂之一，在淄博市亦是著名的几个大型国营企业之一。在那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大型企业就像是一个小社会，承担着社会很多功能。为了消除职工后顾之忧，解决职工子女入托上学等问题，1958年厂里成立幼儿园。我的母亲干净勤快、心灵手巧被抽调到幼儿园，主要负责给孩子们做饭。我正好适龄也进入了厂幼儿园。
1960年，农药厂职工子弟学校开始筹建，所谓的“学校”其实只有一个班（37人），没有校舍，教室是借用了当时厂职工技校的二间房子，一座用于老师办公，一座用作教室。位置在原洪沟村北面（大约在现今的大成农药粮店、幼儿园附近）。课桌由木板撘成，学生自己带板凳。学生的年龄参差不齐，很多兄妹姐弟成为同班同学。那时农药厂职工宿舍和生活区在生产厂区的北面，离上学的地方（还称不上学校）也有近十里远的路途。我们每天背着书包，穿过厂区去上学，每天来来回回的好几趟，要走几十里的路，真是辛苦。好在那时年纪小精力旺，一路上同学们说说笑笑打打闹闹的，并不觉得辛苦和路遥。
在这37名学生中我年龄最小，只有五岁半，按规定还不到上学的年龄。可是那时候厂子条件有限，幼儿园规模很小，到了5周岁就不能再上幼儿园了。适龄的孩子们都上了学，只有我一个是上幼儿园超了龄、上学还不够年龄，每天一个人在家没有小伙伴陪伴，没有地方玩乐，孤单闲闷的难受。于是母亲领着我找了“校长”（记得好像是王曰亭）说：孩子一个人在家不行，实在让人不放心，求求领导让他上学吧，能跟上就跟，跟不上就留级，权当是帮俺看着孩子。在母亲恳求下，我就这样上了学，有幸成了厂子弟学校的第一个班的学生。（不过我倒挺争气，没有留级直到小学毕业。）
1962年,年级多了学生也多了，厂职工技校已没有多余的教室能容纳这么多的班级和学生了，于是我们“上学的地方”搬迁到了厂区北部的职工生活区域，位置在原“北食堂”的北边第一排房子。虽然也是临时校舍，条件好了许多，有了课桌和板凳，上学路程也近多了。不过与现在比，条件还是差的多。夏天没有风扇空调，非常闷热；冬天没有暖气，学生们分组每天轮流着生火点炉子。偌大的教室一个不大的火炉，没有多大的保暖作用。但我们却非常满足，终究有了课桌板凳，上学也不用走那么远的路了。
1964年，“学校”终于结束了“流离漂泊”，有了落脚处。校址所在地是“大跃进”期间所建的一个黄磷车间。车间厂房建成后，不知何原因没有生产便下马了，厂里将此改造为职工子弟学校。学校初期的面貌至今记忆犹新：学校大门朝北，面向洪沟路，门柱上挂着白底黑字的“张店农药厂职工子弟学校”校牌。校门南几十米是办公楼。办公楼由一座三层生产车间改造而成。办公楼西边，是新建的教室。一排平房（具体多少间记不清了），宽敞明亮，是当时张店最好的教室之一。校园的西边是原建的一座二层楼生产厂房（1968年改造为初中教室）。校园的北边栽种着两棵大柳树，柳树下面有单杠、双杠、吊环等体育设施，是我们最喜爱的地方。虽然校园不规范，设施简陋，我们都十分高兴——有了真正的学校，有了“母校”的载体和根！
1968年，经淄博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增开了初中班。首批初中班共计招生学生近九十人，分为（一班）、（二班）。教室由校园西边的原生产厂房改造而成，共上下二层，一层为（一班）教室，二层为（二班）教室。我所在的（一班）以“七年级”学生为主；（二班）则以六年级学生为主。这里介绍一下“七年级”：由于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影响，时年六年级的学生无法正常小学毕业，依旧滞留在学校。待复课后，原来的五年级升为了六年级，滞留在校的原六年级，只得称为“七年级”了，这是文革时期特殊情况下所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
1970年11月9日，我们初中毕业离开了母校，参加工作走向社会。
虽然告别了母校，但母校仍在身边。那时，我家宿舍就在学校附近几十米处，学校校园依旧是我常去的地方，几乎每天特别是晚上都会到学校里玩耍，打篮球、玩双杠、打秋千、练武术（我年轻时习武）等。学校的发展变化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1973年，母校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校园北边一座三层教学楼拔地而起，新增教室15间。同时，经市教育局批准开设了高中班。职工子弟学校成为一所从小学到高中的全科学校。1981年建起了南教学楼，充实了物理化学实验室、图书室等，至1987年，学校达到24个教学班的规模，其教学设施和实验室条件等，在淄博市厂矿子弟学校中名列前茅，是比较好的学校之一，是母校最辉煌的时期。
这一期间，我的三个妹妹相继也在这所学校上学读书，从小学到初高中。1990年后，我和妻子调到公司环氧丙烷厂区（我们是蓝星东大化工职工），上班路途远，每天要早起晚归，没法照料在东一路小学上学的女儿，便把女儿调到了厂子弟学校上小学直至到初中毕业。厂子弟学校也成了女儿的母校了。
母校走过二十几年的辉煌。伴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老国有企业的社会功能成为企业发展的负担和累赘，作为老国营企业的大成农药的发展和生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而企业职工的老化及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等，使得学校的生源也开始出现严重不足，学校规模逐步萎缩，生存遇到了瓶颈。剥离企业的社会功能，为企业减负减压成为企业改革的重点之一。张店农药厂职工子弟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实现了与企业剥离脱钩，师生资源合并到了“杏园路小学”，校园也作为了他用。虽是大势所趋，总是令人感叹！
“人去楼空花已尽，花谢人散未有期。”母校虽然已不复存在，它给农药厂几千子弟留下了记忆却是永久的，是几代农药人及子弟永远抹不去的痕迹。
著名作家苏童曾写过一篇《母校》的散文，文章的结尾处这样写道：“现在的那所小学的教室和操场并无旧痕可寻，但我寻回了许多感情和记忆。事实上我记得永远属于我的小学，那些尘封的记忆之页，偶尔翻动一下，抹去的只是灰尘，记忆仍然完好无损。”
我用苏童的这段文字作为《我的母校》这篇文章的收尾。
注一：在初中毕业五十周年同学聚会前夕，我把这篇文章献给我的母校。
注二：本文得到杜红普校友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
|
|
窥视卡
雷达卡
发表于 2020-10-9 10:19:59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20-10-9 15:4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