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的嗜书情结

包泉敏

王渔洋（1634—1711），字子真，号阮亭，自号渔洋山人，是清初诗坛领袖，独创“神韵说”，有“一代正宗”之誉，一生笔耕不缀，著述等身，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同时，累官至刑部尚书，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和信任，被誉为“一代廉吏”。纵观王渔洋一生，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本文就说说王渔洋的嗜书情绪。
王渔洋嗜书，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读书，养成了终身读书的习惯；二是著书，坚持着笔耕不辍的作风；三是藏书，创造了求书不倦的佳话。
    一、读书
    作为“有清一代集诗人、名臣、学者于一身的文化伟人”，王渔洋秉承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习性，一生手不释卷，读书伴随着他的一生。
   王渔洋喜欢读书，自少至老从未改变。《池北偶谈》卷十六自述：“予六七岁始入乡塾，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枨触欲涕，亦不知其所以然。稍长，遂颇悟兴观群怨之旨。”《王渔洋事迹征略》记载：“渔洋八岁有神通之目，肄业之暇，私取《文选》、唐诗诵之。久之，学为五七字韵语。时西樵为诸生，嗜为诗。见公诗，甚喜，取刘一相编《唐诗宿》中王维、孟浩然、常建、王昌龄、刘眘（同慎）虚、韦应物、柳宗元数家诗，使手抄之。”至11岁，时祖父象晋以遗老闲居，常邀从弟象咸饮，酒阑兴酣，把酒命对句曰：“醉爱羲之迹。”公在旁应声说：“狂吟白也诗。”二老大喜，赏以名人书画，谓匡庐公曰：“此子必早成。”果不其然，17岁应童子试，25岁考中进士，26岁以新科进士出任扬州府推官，累官至刑部尚书。王渔洋一生著述等身，文章无数，这固然与王渔洋的个人才情有关，也与他孜孜不倦的阅读有着必然的联系。王渔洋从刑部尚书任上罢官归隐时年71岁，虽耳聋目眊，犹不废书。他在《分甘余话》中记载道：“余自幼小，凡博奕诸戏，一无所好，惟嗜读书，虽官户部侍郎、刑部尚书最繁剧之地，下直亦手不释书卷也。自甲申归田六年矣，目力益昏，始悔少壮之过用其力。然老矣，终不能废书也。”老眼昏花之际仍旧坚持刻苦读书，可见王渔洋嗜书成癖的境界，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
    二、著书
    对王渔洋来说，著书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
王渔洋8岁能诗，12岁能赋，15岁时已积诗成卷，《居易录》卷五载：“予幼入家塾，肄业之暇，私取《文选》、唐诗诵之。久之，学为五七字韵语。先祖方伯府君、先严祭酒府君知之，弗禁也。时先长兄考功始为诸生，嗜为诗，见予诗甚喜，取刘顷阳先生所编《唐诗宿》中王、孟、常建、王昌龄、刘眘虚、韦应物、柳宗元数家诗，使手抄之。十五岁有诗一卷，曰《落笺堂初稿》，兄序而刻之。”从上文可以看出，渔洋读的书多了，就有了文化积淀，同时也陶冶了情操，这些素养与诗人特有的灵感一但发生碰撞，精彩的诗篇便会脱口而出，日积月累，成就了渔洋先生一本本著作的问世，从少年之际到古稀之年，王渔洋一生笔耕不辍，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200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王士禛全集》达340万字，其中仅诗就收录了4000余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王渔洋，仍“闭户著书，不以一字通朝贵，门无杂宾”，他在72岁高龄时写成笔记著作《香祖笔记》，在76岁时完成了《古夫于亭杂录》和《分甘余话》两部著作，临终前还忍着病痛的折磨，“在病中置各集于枕旁”，将自己生平诗文共九十二卷编订成《带经堂集》，虽未及见此集问世，但也是了却了一桩夙愿。作为一位古稀老人，在理应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际，依然勤于著述，可见渔洋老人对于著书的热情之高。而作为一位多产作家，王渔洋的著作不仅生前多有刊刻，身后也被多次刊刻，据统计，其著述仅收入《四库全书》的就有11种，列入《四库全书存目》有25种。
三、藏书
明清以来，藏书风气益浓，许多学者、作家都是著名的藏书家，而王渔洋不仅是清代声望最高的诗人，也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如《居易录》卷十四自述：“予家自太仆、司徒二公发祥，然藏书尚少。至司马、方伯二公，藏书颇具矣，乱后尽毁兵火。予兄弟宦游南北，稍复收缉，康熙乙巳自扬州归，惟图书数十箧而已。官都下二十余载，俸钱之入，尽以买书。”王渔洋赴任扬州不久，便先后赴常熟、无锡拜访当地耆宿名门，并从无锡书坊中选购了大量书籍，满载而归。其好友朱彝尊曾这样记述王渔洋购求图书的情景：“先生自始仕至今，目耕肘书，借观辄录其副。每以月之朔望，玩慈仁寺日中集， 俸钱所入，悉以购书。”王渔洋在京城官至刑部尚书，公事繁忙，不易见到。当时的大学者徐乾学告诉那些想见王渔洋的人：“但值每月三、五，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必想见矣！”照徐氏说的去做，果然多数在书摊上能见到王渔洋。当时著名文学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作了一首《燕台杂兴》诗：“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意思是说，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寺购书，就可以一瞻其真容。可见王渔洋求书不倦，是当时人所共知的佳话。又如其在《蚕尾集》卷九自述：“予游宦三十年，不能以籝金遗子孙，唯嗜书之癖老而不衰。每闻士大夫有一秘本，辄借钞其副。市肆逢善本，往往典衣购之。今予池北书库所藏，虽不敢望四部七录之万一，然亦可以娱吾之老而忘吾之贫。”有时竟然会因为错过好书而大病一场，《居易录》载：“尝冬日过慈仁寺，见孔安国尚书大传、朱子三礼经传通解、荀悦袁宏汉纪，欲购之，异日侵晨往索，已为他人所有，归来怊怅不可释，病卧旬日始起。古称书淫书癖，未知视予何如？自知玩物丧志故是一病，不能改也。”爱书到如此境界，我也是醉了。
据诸城人刘喜海《渔洋山人池北书库藏书目》载，“国初新城王阮亭尚书池北书库藏庋之富，甲于山左，且以载书一图更传为美谈。”所谓“载书一图”，指的是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在刑部尚书任上、时年68岁的王渔洋请假回故里迁葬，出都门时，最显眼的行李是数车图书，前往送行的诸门人感叹不已，当时的肖像国手禹之鼎因之绘《载书图》以纪其盛。“池北书库”是王渔洋在其老家所居宅第构筑的藏书之所。据载，朱彝尊督学山东期间，曾亲自从王氏后人处得到一份《池北书目》，凡著录469种，附碑目69种。虽非全部，但也相当可观了。
纵观王渔洋一生，从垂髫小儿到古稀老翁，书一直伴随着他，走过人生四季，走过山山水水，即使在康熙四十三年，他罢官归隐直至辞世前，依然笔耕不辍，游走于读书、著书、藏书的生涯中。可见王渔洋一生是始于书、终于书的，而他读书成癖、著书不止和藏书成痴的精神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还为后世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功莫大焉！